毛泽东在庐山的故事(1)文/兆 言 1959年、1961年两次庐山会议,我协助方志纯副省长负责会议警卫工作,几乎每天都与毛泽东主席见面。当时正值盛年的我,于今已是耄耋老人了。翻阅会议期间的老照片,毛泽东在庐山的故事,又浮上心头。 先看《庐山志》 1959年6月30日晨,我随方副省长站在180号别墅(即美庐)门前迎候毛泽东主席,心情十分激动,虽说担任警卫工作多年,现又在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岗位上,但毕竟是第一次接待毛主席。公路上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一辆黑色的吉姆车开进了庭院,魁伟的毛泽东走下车,与迎候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他环视了一下花木扶疏的庭院,晨光中并未在意岩石上镌刻的“美庐 蒋中正”字样。当我介绍该别墅的历史背景时,他才饶有兴味地再下楼观看美庐石,并戏谑地喊了一句:“委员长,我来了!”逗得大家都笑了。...
人间道(1)引子 人间道——引子 到了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所有人大概都是要呼天抢地的。 绝望的眼,茫然地仰望着那高高、冷冷的天,目光无力而悲怆。 那不可及的高天之上,可有一双巨眼,俯瞰着这茫茫大地?可有一只大手,时刻准备着抚摩在滚滚红尘中浮沉的芸芸众生? 直到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尼采才喊出那句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口号:“上帝死了!”而在我们古老的国度,早在先秦,哲人们便可能已经隐隐约约猜测到,神灵也许早已在这人世间消逝。在韩非看来,起码到了禹的时候,上古的神力便已残存不多,所以治水于他,其实是件艰苦的差事。十几年过去,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禹是这么一种形象:扛着大锹,憔悴而疲惫,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得精光。由此韩非感叹,当这样的天子简直连奴隶都不如——这哪里是后世传说中那个骑着神龙指挥鬼神,威风八面的神禹呢?...
词曰: 守正行权终得意,个中心术如刀刺。老天酬报自分明,男守义,女守志,春生于夜双鸯被。说尽从前尘梦事,将来可作蓝鱼记。柝声欲起又呵呵,做也易,丢也易,是谁知已供新醉。 右调《天仙子》 楚卿见丫头来请,衾儿两个插戴停当,若素道:“我羞答答难去,烦姐姐先往,略说个缘由,我随后就来。”衾儿过舡,两人见礼,采绿道:“这是吴老爷夫人。”两下坐定,衾儿道:“妹妹,你生得如此丰姿,怎教我姐姐不爱?正是赤绳系足,千里红牵,姻缘再强不得,但今日新郎,原十分不肯允,闻是妹妹强他的,今新郎有些害羞,不敢相见,我特来说明。”秦小姐摸不着头绪,只见若素进房,衾儿道:“新郎来了!”秦小姐看见一位女娘,面貌与新郎相似,两人万福过,急问道:“莫不是姑娘么?”衾儿道:“他没有哥哥。”秦小姐心中大吓,若素道:“姐姐勿怪,向日在宅,为蒙令兄心托,不敢自负,故委曲周全,只是...
不是前言的前言很久就要写这个故事,从小时候开始,袁天罡这个人物就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遐想,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竟然能够看到未来,他的手里有什么魔法呢? 袁天罡:唐初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善风鉴,累验不爽,曾仕于隋,为盐官令。唐时,为火山令。著有《六壬课》《五行相书》《推背图》《袁天罡称骨歌》等。通志著录,其有《易镜玄要》一卷。久佚。 袁天罡在隋朝时曾出任盐官令。在洛阳曾给杜淹、王珪、韦挺三人相面,预言杜淹将以文章显贵而名扬天下;王珪不出十年将官至五品;韦挺面相如虎,将出任武官。并预言三人为官后都要遭贬谴,届时大家还会见面。果然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杜淹以侍御史入选天策学士;由太子李建成举荐王珪当上五品太子中允,韦挺出任武官左卫率。三人正当仕途一帆风顺时,没想到受宫廷政变牵连一起被贬隽州,果然在这里又遇到了袁天罡。袁天罡再次相面预测“公等终且贵”,最后都...
从我记事起,战争从未停歇。 我的祖父是罗克多族人,他年轻时曾与先帝共同战斗于北方雪原,并且孤身领一百多人的部队击败了海默芮恩,因此他成为了南方的一个小领主。此时,帝国已经动荡不安,南方诸封臣在维鲁加的领主图必顿伯爵带领下向帝国宣布:罗克多不由中部的阔佬们统治!南方的省份对帝国的税收贡献远超过了中部,而中部的人口是南方的三倍!在团结一致的罗克多领主和平民面前,帝国愤怒了,给南方的贵族下达了最后通牒,让他们协助税收。那些南方贵族,私下里却与叛军和抗税的农民达成了协议。 一个农民本来一年要为帝国上交30第纳尔或者值这么多钱的任何东西,但一个农民,奋斗整整一年也就30第纳尔,这些钱交到中部的阔佬手中,再’’仁慈’’的返回一个第纳尔。如此苛刻的赋税坚定了罗克多族人的决心,加入反叛军就能就可以’’你可以在你的土地上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况且罗克多族人想要一个...
1968-1980年间,大约一千七百万城镇中学生被遣送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遣送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是直接受了一种苏联模式的启发,那是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国掀起的这场运动,从形式及规模上来说 ,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构成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本书不仅揭示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运动还属于禁忌范畴。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 本书首先在香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