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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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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
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
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
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
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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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
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
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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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
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
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
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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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
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
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
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
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
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
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
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
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
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
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
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
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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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
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

()
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
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
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
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
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
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
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
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
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
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
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
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
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
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
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
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
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
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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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
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
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
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
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
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
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
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
也不能将她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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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
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
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
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
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
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
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
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
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
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
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
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
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
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
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
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
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
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
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
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
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
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
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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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
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
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
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
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
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
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
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
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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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
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
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
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
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
“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
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
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
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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