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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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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
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
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
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
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
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
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
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
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
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
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
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
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
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
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
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
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
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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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
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
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
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
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
“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
“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
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
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
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
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
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
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
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
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
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
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


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
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
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
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
“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
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
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
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
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
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
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
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
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
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
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
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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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
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
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
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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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
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
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
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
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
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
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
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
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
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
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
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
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
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
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
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
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
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
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
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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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
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
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
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
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
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
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
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
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
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
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
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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