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晟曼自传:先站住,再站高-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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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给人才表现的机会。在所有执行的项目中，我们都把办事的人推到最前台，在项目阐述、项目执行、项目评估等工作中，都让他们有舞台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作为领导者，最大的忌讳就是与下属争夺功劳，这实际上是最不明智，也是最愚蠢的做法。
第三，如果出现问题，我首先承担责任。在官僚机构中，一旦出现问题，一级一级地往下推责任，是一种很糟糕的文化，这成为效率低下、程序繁杂的病灶之一。在我领导的项目中，如果发生了错失，只要不是有意为之，我就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让做事的人有安全感，这样才不至于打击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无限创新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领导人因为勇于任事而失去人心的，反倒是推诿者最后将失去所有的信任。
不抢风头，不怕丢职。
在世行的最后三年里，我所拥有的权限确实很大，因而，很多同事担心我喧宾夺主，甚至会“架空行长”。这一度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
对此，我一直很坦然。作为“二号人物”，我始终不愿意让自己处在聚光灯下，我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代表世行发表某个观点。这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行长的尊重。我始终认为，在一个机构里有两个领袖是最危险的事情，它几乎可以将一切摧毁。
与不抢风头相关的，则是不怕丢工作。在世行这样的机构里，决策者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我的感觉是，越害怕越得不到尊重。特别来自发展国家的人，更需要克服缺乏安全感的想法。
我也常常看到一些人终日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然而，他们最终得不到尊重，当然也得不到重用。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与行长有过冲突，有些还是很严厉的冲突，我始终坚持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随时准备着辞职。有几次，我也说了这话。正如此，行长知道你是出于公心，为机构而与他争执。
不怕丢官，才不会丢官。
尊重规则，严于律己。
在银行内，我有很大的审批权、决定权，因而树大招风，自然也可能会有人希望我犯错误，栽跟头。也有人对我有超出能力的期望，希望我利用这个职位为亲近的人多谋点福利、多提拔一些“自己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警惕的。在国内工作时，常常听老同志们说到的一句话是“不能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虽然现在大家都不这么说了，但此言确乎是真理。世行是一个有着良好传承和专业文化的国际金融机构，在这里，一切都有规则程序，什么事情都是公开的，什么“阴谋”或“阳谋”都会漏出去。你必须非常认真地按规矩办事，不存任何侥幸之心。在世行，我没有自己的“小帮派”、“小团体”，我知道这些除了害人害己，不会有任何益处。
因为没有私心，所以才能做到秉公办事。在每年世行工会评选的“职员最可信赖的领导”中，我总能有幸入选，我的努力获得职员的信赖。在我宣布离任之后，先后收到了 900 多名职员给我的来信。这些来信长短不一，但都真心实意，令人感动。其中一位我并不很熟悉的职员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让我选谁是世行中可以信任的人，你是我会想到的第一个人。”——如果我还在职位上，会警惕这样的恭维；如今我已离开，这样的留言使我欣慰。
第39节：给人机会勇于任事（2）
埋头做事，抬头看天。
每天工作 15 ～ 16 个小时，全年无假期，并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位称职的领导者。我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帮助行长决定银行的大方向。
事实上，在担任常务副行长的时间里，世行曾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十字路口：我们该不该扩大对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我们该不该放弃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支持？我们还能为低收入国家做些什么？当外界舆论对我们展开批评的时候，我们该坚持还是转向？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足以让世行转变成长的轨道。它们都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决策者只是要做出适当的、自以为正确的决定。
尽管我每天要处理成百的文件，但是我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其中。我常常努力学习着思考一些战略性的“大问题”，我让有关部门拿出他们的意见，我去世界各地听取人们的建议，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双眼睛，远远地悬挂在世行大楼之外的三公里处，以便更清醒、更全面地看清楚真实的状况和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我一直在不时地抬头看天。即便在即将离职之前，我还是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一份报告，指出世行需要继续改革的方向。我想，这是决策者的天职，也是最具挑战性和最有魅力的地方。
要站高，首先要看得高。为人做事，莫不如此。
国际组织：
中国人能有所作为
我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贡献，不过是给中国人，或东亚人开了一个“堪称其职”的先例。万事开头难，有了我这个先例，或许后来者遇到的怀疑和阻力会比我小一些。希望如此，我也相信会如此。
对于国内的很多读者来说，可口可乐、通用电气、 Google 、沃尔玛等等，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公司名称。而对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等，则会感觉陌生很多，遥远很多。
前者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商业力量，而后者则是全球贸易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订者及均衡者。世行、 IMF 和 WTO ，并称为国际三大经济组织。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当中国日渐崛起，在很多商业领域拥有自己的声音、力量和人才的同时，也确实应当研究在国际组织中的力量酝酿，它在某些时间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二十多年与国际组织打交道，特别是直接服务世行的十年，不仅使我有机会了解世行的具体运作，还直接参与了一个国际组织日常运作的领导。这使我更深感中国深度参与这些组织的重要性。
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建设行为已经影响到其他国家，除此之外，世界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必须通过多边协商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安全政治问题如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样如是，比如蔓延世界的艾滋病、正在流行的禽流感，还有争议不断的气候变暖、热带雨林问题，以及种种环境保护问题。当然更包括直接涉及世界经济的资本流动、金融合作、反洗钱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多边组织和非官方组织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很多全球性磋商、多国间谈判、直接提供贷款、技术援助、国际会议、协调国际立场，往往都是由国际组织先出面，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协定更是如此。国际组织由此经常承担着一个国家不能或难以承担的角色。
我在工作中，一再地目睹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国际组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通过国际组织把一国或几国的想法变成国际社会的意识和决议。有的时候，他们利用国际组织办了一个国家办不了，或不便于办的事情。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则发挥国际组织的跨国优势，动员各种资源，形成一股影响超出一国范围和影响力的全球化势力。
在国际组织中，虽然财大气粗、国家实力是根本。不过，在平常运作中并不时时处处都是强权政治和帝国行为，因为它们毕竟是专业组织，提出的是专业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从专业上予以探讨、论证，提出各种方案，研究各种相应的利弊，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在这些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承担的。这也是制订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
与一个国家的情况一样，国际上的事情往往也是专业建议先行，然后在政治层面上决定。承担这些工作的人，当然要有专业知识，同时又有价值观看法。在很多事情上，做判断的时候，当事人者的立场、看法、偏好、判断就会起到作用。与国家不同，与机构不同，这就是个人的作用。
这便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的人士在国际组织中立足和担当重要岗位的道理之一。
在国际组织中出任高级职位，往往并不会给他的祖国带来立即直接的效益，因为各国际组织都有明确的规定，其工作人员必须忠诚于本组织。但是，他的“卡位”毕竟会让自己的国家在很多问题和协商中获得特别的说话权，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第40节：给人机会勇于任事（3）
在世界银行等重量级的国际组织中，不久前几乎所有顶级官员还都是欧美人士，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控制着国际经济发展的“话筒”，这些组织基本上成了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机器”，而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工作，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施舍”。进入 90 年代以来，亚洲势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化浪潮的迎面扑来，让这些组织逐渐趋于透明，高官来源开始多元化，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也逐渐接近最高权力的边缘，甚至核心。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应该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世界也需要中国发挥这样的作用。要发挥作用就要有人，合适的人。但要进人，怎么进，路子对不对很重要，否则事倍功半。
我从十年的经历来看，深感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而需从长计议。与有的联合国机构不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的人员迁升是竞争性的。所以，如果要在这些经济组织中形成自己的势力，则必须有相当多的青年才俊从基层做起，集团式地向上冲击才行，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将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以世行为例子，处长以上的干部有 550 多人，局长以上有近 200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内部提拔的。从历史看，只是在大的变革和改革的时刻，才倾向于从外面找管理人员，即便在那些年，调入的高级干部也屈指可数，且其成功率不到四分之一。在大型的国际组织中，“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很难维持的，如不胜任，时间长了就会站不住。世行曾经有一些人通过政治压力或者金钱外交的方式获得某个官位，但是最终都不成功。那些空降而至的干部大多先天不足，或受制于重，难以被人真正接受，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因此坏了整个国家的形象。
我相信中国不该也不会走这样的路子。
目前在世界银行，中国籍的国际雇员有 88 人左右，（按世行现在的招聘政策分类，还有当地的雇员和短期雇员等），占全部同类职工的 2 ％，在数量上比十年前增加了 50％ 。过去十年中，世行的国际职员人数基本没有增加。但从结构上看， 88 人中多数为技术业务人员，担任领导的无几，担任行级领导的，则已为零。
讲影响，就不好说了。世行与其他机构一样，不同岗位各司其职，不占有必要的席位，难有作为。在世行，不做到副行长的位置，就没有机会参与整个银行的政策与决策。如果不是局长，也很难对其部门事项拥有做主权。
这十年中，我力图遵循和坚持世行章程，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满足它们的合理要求，同时，也凭借我的位置和授权，尽量支持借款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力为中国人在招聘、晋升和培训方面创造公平待遇的条件。
不过我必须坦诚地讲，上述的努力要操作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甚至很难。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90 年代中期之后，不少中国人进入世行。他们的基本条件和专业素质都很好，但似乎经常缺乏必要的耐心，刚进来就想提升。我曾经碰到几个，在交流中我一再告诫，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态不利于在世行的发展，一定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逐渐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站稳脚跟，再向上攀升。遗憾的是，不少人缺乏这样的耐心，等不了，不愿等，便离开了世行。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人在世行始终有青黄不接，后备不足的状况。据我了解，此类现象在其他国际组织也存在。
自我离开世行之后，国内有媒体评论说：“在各大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人已没有一个处于顶级职位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概是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当这些经济组织为全球经济提供各类服务、进行各种磋商和设计各种游戏规则的时候，作为崛起中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的中国，将没有自己的国人参与其中。”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会延续多久，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局面就会改变。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尽理想，令人担忧的状况。在很多敏感的或关键性的时刻，有没有自己的国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