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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李国文读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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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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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3)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朝的不死药(4)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仑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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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5)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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