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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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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东北战场上光荣牺牲了,这是有意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点讽刺。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著名硬派电影明星王次龙曾想改编成电影,终因时局日益严重,没有拍成。抗日胜利后,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书。而父亲再看原稿,觉得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幼稚可笑,于是又做了部分改写,把立意也做了调整,原书中的作战部分完全删去,着重描写由于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归结于人道主义的感慨,书名也改为《杨柳青青》,取自《随园诗话》中“杨柳青青莫上楼”的独句诗,此书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3年内即重印了3次。
  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父亲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第36节:创办《南京人报》(1)

  创办《南京人报》父亲从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里,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爱它的历史文化,爱它的民俗风情,也爱它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所以他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
  自从来到了上海后,他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喧嚣杂乱的大都会,纷纷扰扰的商业竞争,都与他的情趣大相径庭,最使他不舒服的,虽然国事日紧,那些达官贵人依然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父亲认为上海绝非久留之地,但是哪里又是栖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亲踌躇不定的时候,张友鸾也正在上海,他极力怂恿父亲到南京去,并且在南京自办报纸。南京也是父亲喜欢的城市之一,他认为在江南,只有南京与北平相似,不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龙蟠虎踞之胜,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谓“卖菜翁都有烟水气”,父亲决定迁居南京,至于是否自己办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鸾叔的多方敦促下,父亲认为,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这是个创举,而且所需要的钱也不多,自己尚有这个能力,终于是在友鸾叔的如簧之舌鼓动下,见猎心喜,决定在南京办报。原来父亲攒下几个钱,是打算在南京近郊买点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农村,写书课子,种菜养花,终老是乡。母亲打趣他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休要说是战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时,也无法找到“桃花源”。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于1936年4月8日正式发行。事出意料,《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父亲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第37节:创办《南京人报》(2)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接受这些“后台”的津贴,当然,也要为这些后台“说话”。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已是空空如也!所以当南京沦陷前,父亲只身入川,只有一个柳提箱为伴。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都是尽义务,是不要钱的。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使父亲深受感动。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我要说明的是,父亲在《南京人报》是不拿薪水的,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父亲自己说:“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①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南京人报》是“伙计报”,所以编辑部充满着和睦、友爱和朝气,因为大家都是伙计,也都是老板,工作之余,彼此之间互做“公东”,到夫子庙或大三元酒家聚会,或是到后湖划船联句和诗,由于这种聚会是大家互请,生面别开,就吸引了不少“编外”人士参加,如卢冀野、易君左、潘伯鹰、叶古红等先生,不请自来,使聚会充满了诗情雅韵,在南京城里是颇有影响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卢冀野叔,是民初曲学泰斗吴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饮,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长啸不已,尤爱唱《醉打山门》,卢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撰有《双红簃诗集》。他17岁大学毕业,19岁就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便是他的学生,冀野叔取“周而复始”之意,给周先生改名周而复。在北京时父亲和吴梅先生时有往还,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经常在一起吟诗联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诗酒风流,但却是一个大黑肚子,难怪在国事艰难的抗日时期,有人撰文调侃他说:“说他是大学教授,这个时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说他是银行经理,又不幸多了点‘书卷气’。不但能够支持民族诗坛,也能够抢上公共汽车。”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亲的诗友,是清末民初大诗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与樊樊山是一时瑜亮,成为清末民初的诗坛祭洒。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时的长歌《天桥曲》,其中的“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及“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早是传播于京师众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学源渊,他原名“易家钺”,“五四”时期,“易家钺”三字,在北京大学及京师,是名噪一时的。易君左先生任扬州教育署署长时,曾因一篇《闲话扬州》文章,引起扬州市民不满,惹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曾把他的名字和林森(子超)的名字,只添了一个字,成了一副浑成工稳,妙趣天成的绝对:易君左矣林子超然尽管易君并不左,林子不超然,但此联一出,无不为之如出天籁而叫绝!易君左先生有诗歌兼小说集《西子湖边》,我少年时曾捧读过,惜年代久远,除书名外,内容都已不复记忆。父亲从上海移居南京时

  第38节:创办《南京人报》(3)

  ,曾在叶古红先生家度除夕,母亲和叶夫人魏新绿先生均作天津女儿装,各着一袭红袍,父亲高兴感慨之余,曾有句:“已无余力忧天下,只把微醺度岁闲”,易君左先生读后,喜而和而至再。
  叶古红先生业中医,但却喜欢和文人往还,自己也喜欢做诗填词,故张慧剑叔称他为“诗医”,医上冠之以“诗”,朋友们都认为是慧剑叔谑而不虐的调侃,但叶古红先生却笑而纳之,居之自喜,他和父亲是好友,而他的夫人魏新绿先生是母亲的好友,魏先生是南京名票,不仅梅派青衣唱得好,而且老生戏也是唱作俱佳,在南京不时粉墨登场,内外行都称道不已。解放初期,魏先生以稚青女士的艺名在上海广播电台教唱京戏。后来叶古红先生病逝,父亲想起他们的友谊,悲悼不已。父亲原来曾答应给叶先生画一幅红叶长轴,但由于忙,一直未能兑现。叶死后,父亲想起来就感到歉疚,为了实现承诺,父亲精心画了一张红叶图,约了萍庐、慧剑二先生(都是古红先生好友),去共同凭吊,学古人季子挂剑之意,焚其画于叶墓前,以践前约。父亲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
  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京,故友重逢,父亲非常高兴,做东小聚,假座“六华春”饭馆,为笑鸿叔接风洗尘,座中有友鸾、冀野等几位父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是酒兴已浓之际,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接口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呤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举座大笑,素有反映快速、口才敏捷的冀野叔竟一时语塞!
  父亲在《南京人报》主编的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和《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鼓角声中》是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描述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电影《啼笑因缘》的一些场面,我只看过连载的一部分,不知写完没有。而《中原豪侠传》则是父亲尝试性的“实验之作”,是一部击技武术小说。我们张家历代习武,我的曾祖、祖父都有一身超群卓绝的武功,直到我的四叔牧野先生还有着精湛的拳脚。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对击技一道也略知一二。所以一直就想写一部武术小说,所以虽然只是偶尔的“反串之作”,但并非心血来潮,此一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因为父亲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武侠小说是颇有些看法的,他认为武侠小说不是不可写,而是看怎样写。
  父亲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说: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
  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转。
  但他认为在下层社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只是“有个极大的缺憾”: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自然,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怎样改造武侠小说:那么,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有时,他们真很笨拙地干着武侠的故事,把两只拳头代替

  第39节:创办《南京人报》(4)

  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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