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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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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第33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4)

  妙地通过旅店小社会,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会。《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绍》一文中说:“我们既希望有民间文学的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的一个。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逗留约有3个月……他看到这一矛盾的事实,是绝好的小说材料,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我想,一个作家,只坐在咖啡厅里,高喊到民间去,恐怕是不会想到西北的真实情况的。”
  除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外,父亲还写了大量介绍西北的散文,《西游小记》是父亲应上海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的,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西北游记,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历史娴熟,识见通达,观察入微,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历史地理,民生民俗。这篇《西游小记》共计33篇,全方位立体交叉地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和民情,以引起国人对开发西北的关注。父亲自己在《西游小记》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亲就已经开拓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西部文学土地上了!

  第34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1)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第35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2)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戮矣,则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缚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兄弟有斗于室者,唾涕泣而道之,苟能息争,谦让之,拜揖之,可也。一旦明火执刀者夺门而来,视耽耽而欲逐逐,方将奴隶犬马我兄若弟,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为也。《弯弓集》之作,亦如是而已矣。
  父亲在“自序”和“跋”中的语言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父亲用了两个月时间创作的《弯弓集》包括《咏史》诗七律四首,《健儿词》七绝七首,短篇小说《风簷爆竹》、《以一当百》、《最后的敬礼》、《仇敌夫妻》、《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再版时收入);笔记九篇:《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在小说里,父亲大力宣扬武装保卫祖国和民族精神;九则笔记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如把满载着敌人军火和4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人车同殉的胡阿毛,就是安徽人王亚樵的司机。父亲在书中赞颂胡阿毛爱国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父亲在《健儿词》里高声赞美: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
  他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背上刀锋有血痕,更衣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
  笑向菱花试战袍,女儿志比泰山高;却嫌脂粉污颜色,不佩鸣銮佩宝刀。
  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为了《弯弓集》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是他自费出版的,在父亲一生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自掏腰包出书的事,只有这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不仅如此,父亲为了扩大宣传,他又把《弯弓集》中的小说、诗、剧本分别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还把电影剧本《热血之花》改编为同名小说,真个是用心良苦。然而在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却受到了钱杏邨先生的着意批评,说父亲写“国难小说”是“胡话”的“自我陶醉”,“是没有‘出路’的”。是不是“胡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钱先生的大作和《弯弓集》对比着读,还是饶有意思的。不过,钱先生在大作中有一句话还是准确的,那就是“张恨水在这一次事变中,写作的特别多”。其实父亲在“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要在当时抗日小说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出现“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不管别人对父亲如何批评,他都不作一声,没有时间,也不愿回答,仍然埋首写他的国难小说,巧的是上海的《申报》也来约他写稿,父亲以忙为借口,就谢绝了《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的敦请,但周先生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这话说得有理,而且很诚恳,父亲就坚持不写了。但周瘦鹃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亲写稿,父亲不得不让步。上海报纸的副刊界,向有“一鹃一鹤”之称,“鹤”就是上海《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鹃”则是上海《申报》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不断写信要父亲帮忙,非常诚恳地要父亲看在友情的份上,为上海《申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终于是情不可却,便为他写了《东北四连长》,连载于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上。写这部小说是有些巧合的,父亲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的军事小说。巧的是他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正好闲居北平,时常到家里来看望他。父亲便向他询问军人的生活及军事常识,而且还让他写了一篇报告。
  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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