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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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让海伦感到可信赖的俞启威，就是黄敬，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这张“一二•；九”运动中他慷慨演讲的照片，不知是不是由斯诺拍摄的。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在北京他和当年认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重逢。他们中间有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姚依林告诉斯诺，他和俞启威当年曾在斯诺家中举行过党的会议。
另一个在斯诺家参加过类似会议的人是陈翰伯。他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在斯诺的起居室里。
到这时，斯诺才看到当年隐在幕后的影子。
但海伦还是自豪地说：她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也许斯诺夫妇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盯在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在舞台上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是历史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至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他们看做导演和调度。1991年9月2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庆祝会上，斯诺夫妇的老朋友、后来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评价海伦：“她和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帮助促进并对外报道了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两次到盔甲厂胡同试图找到当年住过的房子，都没有成功。
她说：找这幢房子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预定都要拆掉。我觉得本来可以在院子的大门上挂一个牌子，说明这是写《西行漫记》的地方和“一二•；九”运动的摇篮。
现在，这当然已经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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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汝梅把俞启威领进斯诺家中后不久，经俞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显然，他和妻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和采取的积极行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
斯诺的冒险旅行开始了。这是堪称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次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在他前往红色根据地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北京。海伦立即帮助他整理带回来的素材，把他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那里洗印出来。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连载斯诺关于此次探险的文章。美国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以一千美元购买了斯诺拍摄的七十五张照片，这是当时中国照片的创记录价格。
从这以后，世界终于知道了共产党政权在经过几年的波折之后，还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着。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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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平到欧洲返回美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伊罗生这个名字是个禁区。当年萧伯纳访问上海时，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出席作陪的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他们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一张历史性合影。可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发表这张照片时，经过技术处理后，照片上只留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都没有了踪影。“文革”结束后，由宋庆龄出面安排，伊罗生才重新得到访华邀请。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刘仁静、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房地产大王的儿子。兰德写道，1929年伊罗生十九岁时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大学里他系统研究了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大学一毕业，伊罗生就来到中国。 到了上海，他立即被《大美晚报》（Shanghai Post ）聘为记者。当他不满意这个工作时，他又到《大陆报》（China Press ），为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董显光工作。董显光后来在重庆曾担任蒋介石的宣传部副部长。该报属于国民党，董显光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期间，伊罗生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支持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正当伊罗生准备终止与《大陆报》的关系时，史沫特莱介绍他结识了来自南非的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叫李福清。
格拉斯是南非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但后来对党内的斯大林分子不满，随即他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南非共产党清除出党。他后来到了中国。到上海后，他和史沫特莱成了朋友。伊罗生认识格拉斯后，便与之结伴乘船沿长江上行，一直抵达重庆、成都等地。他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中国的社会。实际上，这次长江之行对伊罗生来说，是从格拉斯那里接收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同时，格拉斯的思想倾向、性格特点，也开始影响伊罗生。格拉斯教导伊罗生要怀疑一切，永远不要盲目地追随任何类型的教条。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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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论坛》，是年轻的伊罗生走进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
据兰德所写，《中国论坛》的经费由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提供，伊罗生的薪水也拿出一部分作为补贴。他此时也找到一个新工作，担任法新社在上海的翻译。因为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中国论坛》要想公开发行，就不能公开反映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这样，伊罗生基本上也就有了选择他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照搬党的原则，那样就无法展开工作，不然的话，一旦有人指挥伊罗生要写什么，伊罗生就会受到怀疑。对他这位既要投身革命又希望保持一定独立性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实在是很好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伊罗生在1932年1月3日张贴出《中国论坛》的创刊启事：“《中国论坛》首先不是任何政党或团体的喉舌。但是，它将成为中国发表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的压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歪曲的消息和观点的媒体。”他接着表示，在《中国论坛》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在江西、湖北和其他中国内陆省份的苏维埃地区的消息，白色恐怖的消息和工人的来信，都将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做无疑颇为大胆。伊罗生擅长于用嘲讽风格的文章将社会事件生动地描述出来。在此期间，他聘请陈翰笙主持一个名为“观察家”的政论专栏。伊罗生还借助匿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们提供消息线索。他拿出一些篇幅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些是1931年1月在龙华遇难的五位作家的作品。在第一期刊物上，伊罗生发表了五位遇难者的照片：冯铿、胡也频、柔石、殷夫以及在这之前被处决的作家李伟森。“观察家”专栏，小说——其中包括丁玲、茅盾、鲁迅的新作，以及伊罗生自己的文章，这一切，使《中国论坛》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品，而更是一种富有活力的、有专业水准的刊物。
《中国论坛》上的文章，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监狱的状况、政治犯、非法审判、大屠杀和流放，为他提供消息来源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僻静小巷或街上某个角落与他见面，递给他消息。伊罗生从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与党的地下组织不直接打交道，他甚至不清楚和他一起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中国助手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共同执笔“观察家”专栏的陈翰笙是一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他的通讯员与他联系，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系统，这些西方人的真实姓名对伊罗生也是保密的。
中共虽然资助《中国论坛》，但并不资助伊罗生，他靠给法新社做翻译来维持生活，这使他保持了一种独立性。他多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辑《中国论坛》的，只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同情者，他自然而然地关注着对中共重要的事件，同时也包括对孙夫人、史沫特莱、格拉斯重要的事件。所有这些人通过会面、聚餐、正常的社会接触继续对他产生影响。
1932年5月，是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清党”五周年，伊罗生出版了一份专号，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在这期专号上，伊罗生用二十四页篇幅，包括一些照片，从不同方面详细描述蒋介石的恐怖政策，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1927年至1932年间的一连串白色恐怖浪潮中，数十万男女，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有组织地杀害。一位《中国论坛》的记者写道：“几乎每个人都被看成赤色分子”，常常不加区别地予以杀害。1930年在四川，军队悬赏每杀死一个共产党人可得到五十元。警察和士兵急于领取奖赏，对受怀疑者的政治身份不加核实，仅仅因为他们看上去“像共产党人”，就将他们杀害。城市的街道上常常流着鲜血。士兵在城乡四处的肆意屠杀，在1927年和1928年年初达到了顶点。
这期专号还详细报道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农民和工人身上施加的种种压迫。文章详尽评述南京政权的政治特征，它与上海黑社会、银行家以及列强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些势力如何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伊罗生结束这篇文章时，提到了国民党试图铲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如今，一个尽管不起眼的事物却对南京的统治构成一种特殊的危害。
伊罗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他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文章的前一个月，刑事侦探人员曾找过他。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维奥拉说，他开始感到有一把斧头在挥舞。
然而，《中国论坛》的最终停刊，却是因为与中共之间发生了矛盾。
在1932、1933年，伊罗生还没有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一边。但是，当地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他。他天性怀疑权威，在接受教育和实习期间，也培养出以怀疑来面对权威的能力。伊罗生不喜欢当地的共产党人俯首听命于斯大林，而斯大林又显然是错误地处理着中国革命的事务。他拒绝在《中国论坛》上拿出篇幅向斯大林顶礼膜拜。即便不是讨厌，他也是有限度地尊重斯大林。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由王明和博古领导。这些斯大林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实行打击。他们注意到伊罗生在他的刊物上排斥斯大林。在1933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伊罗生未提到斯大林而使事态恶化。争取伊罗生的失败，完全激怒了中共地下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