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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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定、建立功名,在于有优秀有将领,不可不做慎重的选择呀。我又听说用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有三条:一是取得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演习;三是武器锐利。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能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了。我又听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注3】韩侂胄(1152-1207)宋相州安阳(今河南)人,字节夫。韩琦曾孙,以策立宁宗有功,自宜州观察使兼枢都承旨,累迁少师,封平原郡王,除平章军国事,执政十三年,势焰熏灼,序班丞相之上。排斥大臣赵汝愚,贬逐朱熹、彭龟年。斥理学为伪学,兴“庆元党禁”。开禧元年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次年,追封岳飞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兴兵攻金,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初战略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夏震把他拥至王津园杀死,函首送金廷乞和。
说,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国应有的决策。当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的不一样。翻山越岭,跨河跳涧,险道危径上,一边奔驰一边射箭,风雨疲劳,忍饥挨渴,仍坚持战斗,这些都是匈奴的优点。至于平原大地,轻车快马,强弓长戟,都可以在远距离造成杀伤,士兵下马格斗,剑戟相接,这些是中国的优点。帝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有万全之策。现在降服胡人、义渠,来归顺我们,他们的优点同匈奴一样。可以发给他们盔甲,强弓利剑,再拨给他们边塞战马,平原地区道路通畅则轻车、力士对付敌人,这样两军互相声援,各自发挥长处,这应是万全之策。
刘恒对晁错的建议大为欣赏,亲笔回信,以示宠爱。在“以胡制胡”政策得到充分肯定后,晁错进一步地扩展了他的弱势和平路钱,提出实边策略,他给刘写信说:
胡人扰乱边境,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他们就会乘虚而入,如果不救援,那么边塞的人民就会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求援,等赶到边塞胡人也早就溜之大吉了。集结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胡人就会再度入塞侵扰。几年下来,那么中国就会被搞得国库空虚,人民更加贫穷不安了。陛下有幸忧虑边境之事,征调士兵,
治理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很大的恩惠。然而现在规定,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都要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能力。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器物,一切准备就绪,就召募百姓。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日用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于秦桧有失公平。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这决定了岳飞政治上的不正确。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以秦桧与韩侂胄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注4】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家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注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尚书。景帝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身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持,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番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家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战略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已。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恢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年,在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的扩大化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绘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秦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力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