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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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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样,有钱有势的吃喝嫖赌,在饭馆里打人掀桌子,大街上讨饭的乞丐成群,饿死的人天天可见。在英国,我住了两年,学习西餐技术。 
  “后来,我找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人问我:“你还想去哪个国家?”我说:“人家讲美国好嘛,我到美国去看看。”大使馆给我发了一本护照,从美国上岸一看呀,咳,跟苏联一样,也是没有饿死人的,穷人有救济,每人一天发给面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国法国一样了。我想,老这样四处游荡,这里呆一年,那里呆两年,学不到什么好东西,干脆就在美国呆下来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里,我不仅学了西餐,也把我们中国的中餐教给美国人,一天我当徒弟,一天我当师傅,就这样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们东北,还要侵占华北、灭亡我中华。我一看必须回国参加抗日。先回武汉老家吧,刚一进家门,“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武汉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个样子,饭馆里吃饭的除了军阀资本家耀武扬威,就是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2)   
  “有一天我拾掇江鱼,从一条大鱼肚子里挖出一只金戒指,卖了一小笔钱,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从武汉出来,坐船到重庆,又乘汽车经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见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小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新中华报》,借过来读一读,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延安。共产党收下我,给我开个饭馆,一是招待外国朋友,二是教你们厨师技术。” 
  每逢宴会,胜利食堂就赚大笔款子,沙师傅准许我们这班徒弟喝一点点白酒。师傅喝上一口酒,满面红光,大讲“酒经”。他说:“国外最高档的是‘鸡尾酒’……” 
  有人插话:“鸡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师傅说:“你们不懂,才觉得好笑。鸡尾酒是用各种水果与高级白兰地酒混合调配而成的,这个知识你们要懂,将来遇见大场面才不会闹出笑话。鸡尾酒里的水果有菠萝丁、鸭梨块、桃片、杏肉、樱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讲究一个搭配,将来我们占领一个大城市,我给你们调配一次鸡尾酒,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美国,我和美国人一起研究,把各种葡萄酒、白兰地、各种颜色的酒互相混合,调出的混合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兰地。” 
  “我和美国人还研究改进啤酒的浓度和味道,美国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样,浓度高,一喝就醉人,我们把啤酒的度数降下来,味道提上去……” 
  我问沙师傅:“啤酒是什么样的酒啊?” 
  沙师傅说:“啤酒里有一股气儿,夏天喝了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两瓶啤酒,上床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对啤酒很感兴趣,都追问啤酒是怎么制作的。 
  沙师傅说:“把大麦发了芽,再混合啤酒花这种草药,一起发酵,就制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备这些条件,要不然,我们胜利食堂可以开一座啤酒厂,能赚老鼻子钱啦!” 
  “我在美国教他们拔丝樱桃、李子、苹果等等,只是拔丝葡萄没有教他们,替咱们中国留了一手。现在,你们几个人都会拔丝了,只是拔丝葡萄我要专门讲一讲,如果有客人点这一道菜,你们谁也拔不了。 
  “我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拥抱我。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喝酒;还请我看戏。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作家萧军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参加轮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该我跑堂儿,萧军夫妇来了。我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的“雅间”。萧军要了一份红烧牛肉,五只烧饼。我按沙师傅的规定,从大锅了舀了一铁勺红烧牛肉,又加三块牛肉,摆在桌子上。 
  萧军夫人看看盘中的牛肉:“我们经常在这里吃呀,以前这个量要大呀?” 
  我说:“一份菜,有菜勺子管着,少不了!” 
  萧军不高兴了:“我看这个菜份量少。” 
  萧军嗓门高,我的嗓门也不低:“我看这个菜份量不少!” 
  萧军喊:“得了,这个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红烧牛肉就走。 
  沙师傅从灶房里慌忙出来,拦住我:“怎么了?我听你们说话的声音这样高呢?” 
  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客人,嫌我盛的红烧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师傅说:“你来,你来,跟我进去看看。”萧军夫妇俩坐在条凳上正呼呼生闷气呢。 
  沙师傅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先生、萧太太来了。你们点了什么菜呀?” 
  萧军回答:“我要的红烧牛肉,你看看这盘牛肉。” 
  沙师傅连连拍打自己的脑门儿:“怪我,怪我!不怪这个小李,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给你们拿去。” 
  沙师傅端过盘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块,萧军夫妇笑了。 
  萧军说:“咳哟,老沙呀,你在这里,我就说一说,你们这个红烧牛肉,要一份吃不够,要两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点,多收一点钱。”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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