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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林达近距离看美国1_历史深处的忧虑-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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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Mike Kling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刚来美国不久,就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瘁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之为无家可归者。美国有相当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有了钱就忍不住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给吃给住,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庇护所和所有的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何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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