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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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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北口作战,我军仅第25师一师伤亡就达4000余人。但敌自侵入热河以来,又一次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不下2000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自3月13日至4月20日,将近40天中,敌人未敢轻举冒进。 
    日军在长城各口进攻受挫后,改变战术,一面进扰察东,攻占多伦、沽源、宝昌、张北诸县;一面派兵改由山海关突进滦东。4月初攻陷石门寨、海阳、秦皇岛等地,使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日军突破滦河,侵入滦西,攻陷冀东22县。至此,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长城抗战失败。 
    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长城抗战中的大刀肉搏战,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争夺喜峰口孟子岭的战斗中,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多使用大刀和手榴弹。使用大刀肉搏成为我军的重要战斗形式。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见敌军已接近我军阵地,命令停止炮击,官兵冲出战壕反击。赵登禹像士兵一样,举着大刀与日军肉搏。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数十次之多。 
    在罗文峪,赵登禹旅吉星文营长,第一个跃出战壕,拿出大刀与敌军厮杀在一起。 
    日军占领喜峰口西侧两个阵地后,对主峰形成迂回包围态势。为把鬼子赶下山去,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筹划出一个出奇制胜、静夜袭营的方案。他请精良工匠锻打了五百把上品军刀,并挑选五百士兵组成大刀队。除严格训练外,队长还教会了士兵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临战,宋哲元亲赴阵前送行。他问到了一个叫侯万山的班长。 
    他问:“你身上背的是什么?” 
    回答:“报告军长,是大刀。“ 
    他问:“队伍明天就要出发,有话要说吗?” 
    一听这话,侯万山热泪簌然涌出,砰的一声他给宋哲元跪下了。 
    侯万山含泪作答:“我侯万山别无牵挂,只是家有一个临产之妻,如果我壮烈了,孤儿寡母能得军长体恤,我也就死而瞑目了。” 
    宋哲元面对五百壮士,久久,久久,只轻轻讲了一句:“你们放心去吧。” 
    喜峰口役,侯万山牺牲在长城脚下的罗文峪中。目击者说,他一人砍死七个鬼子,直到军刀卷刃。 
    遵照诺言,宋哲元派人到侯万山老家,接来烈士的妻子和一对刚刚出世的双胞胎,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还请来两个奶妈哺育幼婴。他对部下郑重交待:侯万山的孩子就是第29军的孩子,就是我宋哲元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就叫做宋记峰,一个叫宋记峪,作为对喜峰口和罗文峪抗战的纪念。 


长城抗敌:一寸江山一寸血
抗战勇士的悲剧
    悲剧之一:我军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有的士兵甚至不会使用手榴弹,未拉引线即行掷出。关麟征说,如果不是他他身旁的士兵缺乏这种最基本的作战技能,他是不会受伤的。 
    悲剧之二:广大官兵虽有敌忾同仇的激情,但部队作战物质匮乏。第25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后临时在地方上借了10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当时古北口一带冰天雪地,而第25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是谈不到。后勤部队卡车只能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全靠骡驼和牛车。 
    悲剧之三:抗战勇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政府却在施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在我军实行主动的迂回敌后袭击敌人的战术时,何应钦却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徐庭瑶也认为敌人大举进攻南天门,是各师别动队在敌后活动所引起的,他在战斗报告中就这样写:“此为战事剧烈之一大原因也”。 
    由此,便酿发了抗战勇士的最大悲剧。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最后导致在1935年5月31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一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更不得有挑衅捣乱之行为。”根据这一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热河的非法侵占,并使察东、冀东20余县成为非武装区,华北门户洞开。 
    几个月后,1933年秋,第5届全国运动大会在南京中山陵体育场举行。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开幕式上,主席台上坐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佑仁、张治中等要人。24响礼炮后,成千上万的和平鸽展翅高飞,各省运动员入场时,全场响起了阵阵掌声。但在东北代表队最后一个入场时,全场先是一片寂静,继而传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再后传来了哭泣声,由一人暗泣到有人抱头痛哭,哭泣的声浪,汇成了哭的海洋。万人齐泣,是为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哭泣,也是在为那些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抗战勇士们哭泣。正是这种悲痛,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并促使政府抛弃不抵抗政策。“还我河山”,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已无和可言”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了战争准备,紧张情绪不断加剧。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们戴着军人的帽子;夜总会里上演着军事表演,歌舞团的女队员们也要接受军事技巧的教育;就连艺妓们也把积累的小费捐献给国家去购买军用飞机。士兵更是如此,他们进行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军事训练,最高荣誉是战死沙场。日本国民中已经渗透进这样一种思想:要想生存,日本就必须战斗,并且要取胜。 
    到1931年,日本已攫取了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东北及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得到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但日本的野心远不止这些,它要征服中国,征服世界。而如田中奏折所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后,加快了其全面侵华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上海增兵,企图在中国中部建立新的侵略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不畏强暴,奋起抵抗,苦战33天,战斗一百多次,迫使日军三易其帅,损失万余。但最后日本还是凭借《淞沪停战协定》,获得了日军在上海的留驻权,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侵入长城各口,侵占热河。凭借《塘沽协定》,日本打开了侵略华北、直取平津通道。从此其对华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发生。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北平、天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运动。同时,国民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谈判,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同意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察哈尔东全部撤退,撤销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并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的自由来往等。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11月,又策划“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1月,又迫使中国政府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1936年,日军在华北集结,并在西自成都,东到上海,南至北海的辽阔区域内进行骚扰、挑衅,日军军舰长驱驶入青岛、上海和长江各口,大有鲸吞中国之势。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宛平城射击并炮轰卢沟桥,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7月17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变发表讲话,向全国发出号召:“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讲话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但此时,蒋介石仍抱有和平外交方法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攻占平津后,日军按预期战略目标,主力南下,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完全投降。到此时,蒋介石判断中日全面开战已不可避免,不得不提出“现在到最后关头,已无和可言”。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时,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上海成为战场
    德川幕府末年,日本即倡“北割满洲、南收台湾,进取中国”之议,明治维新之后,更决定了“北进朝鲜再经满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经台湾转夹击中国”的“蝎型政策”。1927年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自东北及东南同时进攻的双向攻势,以掌控整个中国沿江沿海的富庶区域,鲸吞整个中国,这是“蝎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把东南沿海作为其侵略中国的重点区域,而它在这一区域的首攻目标则是上海,先有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继有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当时世界第五、中国最大的军港,不仅是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也是溯长江进入我国内地的水上咽喉。控制上海,则可沿长江上行,对华北、华中均可构成极大的战略威胁。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8月初正在台湾参加演习的日海军第3舰队突然中止既定任务,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奉命做侵略上海的兵力布署;驻沪日本各种军事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了,日夜举行演习;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已全面动员正式陆军,待命出动。针对这一局势,国民政府同意张治中的建议,决定一旦判明日军即将进攻凇沪,应采取“由我先发制敌”战略。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考虑是,华北战场以固守争取时间,华东则以进攻争取主动。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调各地军队和物资往京(南京)沪一带,以备开战。 
    8月12日清晨,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领的第87、第88师进入上海市区,市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街头路边都是中国军队,惊喜交集,情绪高昂。 
    张治中本决定在8月13日拂晓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的攻击准备,趁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上海拿下。但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不得进攻的命令,计划夭折。是日,驻沪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向中国士兵开枪。第二天,中国军队正式开始反击,举世瞩目的凇沪会战序幕就此拉开。 
    淞沪会战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13日至9月17日。我方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阻击敌后援部队沿江登陆。 
    第二阶段,9月18日至11月4日,是敌我相持阶段,双方在刘(行)罗(店)公路、蕴藻浜、大场地区及苏州河沿岸开展剧烈战斗。 
    第三阶段,11月5日至11月中旬。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侧后合围上海,淞沪地区守军侧背受敌,有被围歼的威胁,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1月8日下令全军撤离淞沪地区,转入南京保卫战。至止,上海除租界“孤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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