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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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妹�82师的好感而与其一起行动，拍来真正的独家。
晚上看CNN，觉得陆上已开始接触。茫茫黑夜像一团墨，我终于在黑暗中发现点点星辰，我徒劳地等了一夜。东方开始泛白，迎面飘来一团团滚动的红云，像刚切开的三文鱼。美军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楔人”了。我猜101师和82师将降落到伊拉克境内，海陆战1师将在晚些时候抢占滩头，“从长滩到牛轭湖”。
十几年的准备将付诸东流。
现在《人民日报》会用巴格达废墟吗？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战斗、格斗、俘虏……和胜利后的美军大阅兵、科威特人的狂欢……可我却在做梦！
我最烦等，什么在约旦待命、在哪哪哪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军官打不了胜仗，伤十指不如断一指。有快刀就该现在用。我坚信进攻是永恒的军事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巴顿说：“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
夜里写战地特写，一度挺兴奋，但老想82师，我了解李奇微和这个师，李奇微上前线腰上总带手榴弹，背春田式步枪。
唉，做梦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给摄影部及社领导打报告，力陈南线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线：
昨天曾向北京汇报现在形势极似1944年的欧洲和1945年的日本，布什一个月前就曾说过：“我决不会束缚住将军们的手脚。”美国是要彻底摧毁中东一切强大而又不友好的军事机器。
美国将领九成是西点的毕业生，一成来自弗吉尼亚军校或奔宁堡。装甲部队、骑兵师、空降师受的全是巴顿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顿1944年8月“眼镜蛇”行动时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帮西点们决不会就此住手，他们的信条是占领，否则无法改变伊拉克的现政体，像他们的学长巴顿对德国、麦克阿瑟对日本一样。因此，去巴格达的大门不在安曼，而在101师的搜索营。
巴顿一直以为自己是拿破仑的骑兵元帅，1943年7月与英军将领蒙哥马利竞争着解放了南意大利，以后由于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调往英国，连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霸王计划”都不能参加。他愤而上告罗斯福总统，唤醒西点校友艾森豪威尔的同情。1944年8月1日指挥“眼镜蛇”行动，解放了巴黎、德国、捷克，最后死在曼海姆。当时由于巴顿酷爱摄影而允许卡帕等人随军参战（德国隆美尔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请与101师、82师一起行动，这种可能性很大。一位美82空降师阿帕奇武装直
升机营的驾驶员曾送给我一枚该营的军徽，那是一只展翅腾空的飞马。原因仅仅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师长是加文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01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82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前者当了越战司令，后者当了朝鲜战争司令，两人全当过陆军参谋长。写了《剑与犁》、《不定的号角》、《朝鲜战争》等书）的奇闻轶事我如数家珍。他们极可能像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样作战，即西点标榜的“从牛轭湖到长滩”。英装甲七旅是蒙哥马利阿拉曼时的“沙漠鼠”，法国装甲部队源于1944年的勒克莱尔。
在这种状况下，多有几个战地记者随英、美、法军分头行动，则可以拍得一手的照片，强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200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战争中除了战伤和勋章之外一无所有，可我至今还未受过一次伤，想想真没劲。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我接到中东分社社长的命令：“马上回到伊拉克去！”我仿佛听到亨利四世在阿克尔得胜后嘲笑格里永公爵的那段话，“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23 烙饼
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想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
——歌德《浮土德》
我自作主张地从塞浦路斯撤至开罗，假道约旦回伊拉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洗干净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一直怀疑被我顶撞了的中东分社社长这么指挥是想把我交到伊拉克人手中弄死。其实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我上司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与伊拉克在汉漠拉比法典、巴比伦之囚时就结了仇，更不知道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做匪谍，而我奉旨进巴格达大有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件大Τ恤，上书“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意译），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后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混蛋瞎指挥”。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老符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可我多年受的教育都说唯有上司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
在开罗，我把奥丽特送我的大Τ恤和铜盔，面具存在英文编辑张海燕处，张是位光长心眼不长肉，英文极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与她一同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英文编辑水均益与我同样是个口似拦江网的酒鬼。我在开罗停滞的两夜几乎全是与这两位大仙喝酒度过的。这两位散仙当时并不开心，整天埋怨投人派他们去前线，酒后骂的粗口脏话绝不在我之下。以后凤栖梧桐一个嫁到加拿大，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我猜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在电脑前坐井观天是其不满的最大原因。战后油田灭火张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总比水均益运气好些。与二位相比，我真不该再怨天尤人。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证婚人）。当我呈上我的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理由是唐老鸭大智大勇，现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飞回伊拉克。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身旁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非得丢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讲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大使则让我多讲故事好好表现，并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意思是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其实，牛马不过是多讲故事而已。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华社三位记者和我，十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搀和。我本是个大懒蛋，可炒菜舍得放好东西，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它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母子俩一见我就往我身上扑。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弹尽粮绝的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领着我们“六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伤寒和鼠疫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鼠疫，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儿就升到38。2℃。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不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请驾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醒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哆哩哆唆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唆，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24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