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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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时，苏菲在克拉科夫学会了历史悠久的德国速记法，用以替她父亲服务。虽然几年没有使用，现在拣起来仍然轻而易举，其熟练程度令她自己都有些吃惊。她默默地感谢自己的父亲，虽然他现在已长眠于萨斯赫森的墓地里，却为她提供了挽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她的一部分心思开始飘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她常这样想起他，因为他们的关系一直十分正式而且疏远——此时霍斯被一个句子噎住了，香烟叼在嘴上，发出几声带痰音的咳嗽。他站在那儿，看着外面十月里枯干的草地，那张瘦削的黄褐色的并不英俊的脸裹在缭绕的蓝色烟雾中。这时从比克瑙烟卤里冒出的烟尘被风吹散了，天空很晴朗。虽然外面天气有一点霜意，但在指挥官那倾斜得厉害的屋顶小室里，却很暖和舒适，屋檐下不断升腾起热气，午后太阳也发出更为耀眼的阳光。几只很大的绿头苍蝇在窗外飞来飞去，时而停在窗玻璃上，在宁静的空气中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还有一两只麻木迟钝的四处游荡的马蜂。阁楼像实验室似的被粉刷得雪白，没有尘土，十分简洁。这是霍斯的私人书房，他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处理个人的、机密的、重大工作的地方。他宠爱的孩子们可以在下面三层楼的任何房间里进进出出，但不允许上这儿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巢穴。 这间屋子家具很少，一张松木桌，一个铁文件柜，四把直靠背椅，一张帆布床——霍斯有时在上面休息，让时常困扰他的偏头疼得以平息。一部电话，但一般没接通。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办公文具，钢笔和铅笔，一台笨重的阿德勒牌黑色打字机。过去一周半以来，苏菲每天都在这儿一坐数小时，不停地用这台或另一台较小的（不用时放在桌子下面）带波兰语键盘的打字机打信件。有时，比如现在，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做笔录。霍斯的陈述像喷涌的泉水飞快往外冒，但时常被一些似乎无休无止的停顿所阻隔——在停顿的时候，她几乎可以听见那哥特式理性思维运转的声音。而在每一次间歇期间，苏菲总是凝视着墙壁，上面除了一件她所见过的极其宏大的拙劣艺术品外别无他物，那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幅彩色侧面画像，像葛来尔骑士一样穿戴着不锈钢甲胄。装饰这个小房间的完全应该是一幅基督画像，苏菲想。霍斯沉思着，手挠着下巴；苏菲等待着。他的军外套已经脱去，衬衣领口也未扣上。屋子里的寂静越来越轻，几乎成了空虚，让人感觉不像是在现实中。只有两种缠绕不清的声音闯入。它们轻微地被牢牢地镶嵌在奥斯威辛的氛围中，像海浪般压抑地起伏着：机车的嘎嚓声和罐车转轨的遥远的隆隆声。 “毫无疑问……”他开了口，但又突然停住。“不，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它太硬了。我不应该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他此时说着。就像以前曾出现过的一两次那样，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询问语调，好像他想征求苏菲的意见而又不愿屈尊这样做。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他们俩共同的问题。霍斯的谈话极富表现力。然而在写书信时，据苏菲的观察，他虽然也能对付，不会犯语法错误，却常常显得笨拙和晦涩不明，带有受过军事教育并长期担任副官一职所特有的那种冗长、蹩脚的文体特征。霍斯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停顿。 “‘很有可能’＇1＇，”苏菲犹豫着说了一句。虽然有些犹豫，但比几天前好多了。“这样说就不太肯定。” “‘很有可能’，”霍斯重复了一遍，“对，很好。这可以让帝国总队长在这件事的判断上作充分考虑，以免出现更大的误差。把它记下来，接着……” 苏菲感到一丝满足甚至愉快。她感到他们之间的障碍在经过数小时后被轻易地突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付公事公办不近人情的冷酷模样，他的口授像从毫无知觉的机器里倒出一样冷冰冰的。迄今为止只有一次——就在前不久的一天——他那冷冰冰的态度才有所减轻。她不太肯定，但她认为在他刚才的声音里至少出现了一丝温暖，好像他突然在她——对一个人——说话，而不是对一个苦役犯，一个肮脏的波兰女人＇2＇。从一群病入膏肓、垂死挣扎的蚁群中挣扎出来，又靠着不可思议的运气（或者说靠上帝的恩赐。她有时虔诚地想），以及对波兰语和德语的精通，对两种语言打字机和速记（如果不是懂速记的惟一犯人，至少也是极少数中的一个）熟练操作，她得以提升并享受特殊待遇。此时，她正运用速记完成霍斯口授信件的倒数第二段：“希腊犹太人的运输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比克瑙用于特别行动的机械装置超负荷运转，且程度远远超过预想，所以我郑重提议，在希腊犹太人这一特定事务上，应考虑向东部占领区的特雷布林卡或索比霍尔集中营等可供选择的地点运送。” 霍斯又停了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他两眼发直，透过半开的窗户做梦似的凝视着窗外。突然他叫了一声，声音很大，苏菲以为出了什么差错，但他脸上迅速泛起一丝微笑。她听见他叫了一声“啊哈！”一边探出身子朝紧靠房屋的那片田野望去。“啊哈！”他很快又叫了一声。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压抑着声音对她说：“快！来这儿！”她站起身来走到他身旁，和他靠得很近，几乎碰到了他的制服。她顺着他的目光朝田野望去。“哈罗金！”他叫道，“它多美啊！” 在下面的田野里，一匹雄健、雪白的阿拉伯马正欢天喜地地撒野。它沿着椭圆形的围栏奔驰着，肌肉绷得紧紧的，白色的尾巴扬得老高，犹如身后飘着的一道白色烟雾。它高傲地扬起头，欢叫着疾驰而去，好像被一种激情完全控制。它四蹄生风，一种健康的活力弥漫全身。苏菲以前曾见过这匹马，但从未见过它如此充满激情地疾驰。这是匹波兰马，一件战利品，现在属于霍斯。“哈罗金！”她听见他又叫了一声，它又出现在视野中。“真是个精灵！”那马独自在那儿奔跑，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几只羊在草地上吃草。在田的那边，在地平线的映衬下，是一片潮湿的不知名的灌木丛，树叶已染上加里西亚秋天的铅灰色。几座凄凉的农舍散乱地点缀在林子边缘。尽管惨淡而了无生气，苏菲却宁愿选择这一景象。而从房间的另一侧看到的是车站铁路边的坡道，拥挤、忙碌的“选择”正在上面进行；后面是暗褐色的简易房，一个金属的拱形招牌立在上面：“自由劳动力”＇1＇。苏菲感到一股寒意流遍全身；同时，脖子上有针滑过的感觉，霍斯正用他的手指尖轻轻触摸着她的肩头。他以前从未碰过她。她又哆嗦了一下，尽管她发现这触摸不是故意的。“看哈罗金。”他悄声说。那匹雄壮的骏马仍在围栏里不停地飞奔，搅起一团团尘土。“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马，就是这些波兰阿拉伯种马。”霍斯说，“哈罗金——一首凯歌！”那马又跑不见了。 然后，他突然回到他的工作，示意苏菲坐回座位。“我说到哪儿了？”他问。她读了一遍刚写下的那段。“啊，现在，”他又开始说道，“完成最后一段：在未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前，我希望为比克瑙的特别行动小组投入更多体格健壮的希腊犹太人这一决定能得到批准，将极度虚弱之人置于特别行动附近似乎是大势所趋。完毕。嗨，希特勒！像以往那样签字并立即打印。” 她马上走到打字机前，把原文和五张复印纸卷进机器里。她埋头做事，但知道他现在正走过她身旁，拿起一本工作手册读起来。她从眼角瞟了一眼那本手册，不是党卫军秘密警察所用的那种绿色手册，而是一本蓝灰色的陆军军需官手册，书名几乎布满整个封面：《衡量和预测处于恶劣的土壤与气候条件下的改良容器渗漏的方法》。她心想，霍斯真是不浪费一点儿时间，刚刚说完最后两个字便一头扎进这本手册中。她的肩上仍留有他刚才触摸的感觉。她垂下眼睑，打印出那封信，丝毫未被其中那条可怕的消息所惊扰。这是她刚从霍斯最后的陈词中了解到的。像“特别行动”，“特别行动小组”之类的名词，集中营中很少有人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或者，通过霍斯的信件，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对即将死去的希腊犹太人，我希望在将他们送进焚尸炉之前先派往死亡突击队，让他们在那儿处理尸体，收取上面的黄金，然后再将尸体送进焚尸炉，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再送进毒气室作最后了结。”苏菲敲击键盘时，霍斯这些话引起的联想在她的脑子里闪现。六个月前她刚到这儿时，这样的想法十分荒谬令人难以置信，可现在却在她居于其中的新环境中，成为她意识中最平常不过的事，比到一个面包店买面包更平淡无奇。 她准确无误地打完信件，在最后加上一个重重的惊叹号以示敬意，以致机器发出一声轻微的丁丁声。霍斯从手册上抬起头，示意她把信和钢笔拿过去。她迅速递给他。霍斯在原件结尾的空白处飞快地写上个人附言，苏菲则站在那儿等着。他大声朗读起来，这是他的习惯，“尊敬的海尼：首先为明天不能在波兹南＇1＇见到你表示歉意。这封信将通过航空快递送到你处，预祝你对党卫军‘老家伙们’的演讲成功。鲁迪。”他把信交还给她，说：“这信必须马上发出去，但最好先打完给牧师的回信。”
受害者和帮凶第53节 悲惨世界
她回到桌前，吃力地把那台德国造的笨重玩意儿放到地板上，换上那台波兰文的打字机。这台机器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很轻，式样也更新颖；她的手指感觉很舒服，打起字来速度更快。她开始打字，一边把前一天下午速记下来的霍斯口授的回信翻译成波兰语。这封信涉及到一个不大但却恼人的问题，牵涉到集中营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同时还奇怪地带有《悲惨世界》的某些痕迹……她清楚地记得……噢，记忆犹新。霍斯收到附近村子一个牧师的来信，虽说是附近，实际上已在集中营的防线之外。村民清一色是波兰人。牧师在信中抱怨说，一群喝得醉熏熏的集中营士兵一天晚上闯进村子，从圣坛上拿走了一对十七世纪铸的精美的银制烛台，这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苏菲将牧师这封用生涩难懂支离破碎的波兰语写成的信件翻译成德语念给霍斯听。在念信时，她感受到了这封信的大胆和冒失；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者只是出于愚蠢，才促使这样一位低微的教区牧师给奥斯威辛司令官写来了这封信。然而信里却有着某种狡诈：语气谄媚乃至奴颜媚骨（“冒昧占用尊敬的司令官阁下宝贵的时间”），又坦白地说明了经过和要求（“我们可以理解酒精过量造成的这次越轨行为，无疑它不是出自恶意”）。显然，那位可怜的牧师抑制着极度的恼怒写下了这封信，好像他和他的教民们最崇敬的宝贝被劫掠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菲把这封信大声念给霍斯听，有意强调了那种谄媚的语气，强调了牧师的极度绝望。等她读完后，她听见霍斯发出一声很不满意的咕哝声。 “烛台！”他说，“我为什么必须要有什么烛台的问题？” 她抬起头来，看见他嘴角浮起一丝自嘲的笑容，意识到——在许多个小时里，他有如机器一样冷漠，除了让她速记和翻译之外别无其他——他那略带玩笑意味的滑稽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她说的。她一下子惊惶失措，铅笔从手中落下。她感到自己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也无法回应他的笑容。 “教会，”他对她说，“我们必须尊重本地的教会——即使是一个乡村教会。这是个好政策。” 她默默地弯腰拾起笔。 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冲着她说：“当然，你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对吗？” 她无法觉察这其中有什么嘲讽意味，却半天回答不出。等能开口说话时，她本能地加上了一句：“你呢？”她因此好一阵窘迫，血一下子涌上她的脸。她觉得她的话简直蠢透了。 但令她惊讶的是，他仍然面无表情，声音也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腔调。这让她松了一口气。“我过去是天主教徒，但现在我是一名信神者＇1＇。我相信有神灵——在某个地方。以前我曾信仰基督教，”他说，“但现在已与它决裂了。” 这就是全部谈话。他说这些话时，与评论一件穿过的衣服没什么不同。当他命令她给党卫军警卫部队指挥官弗利兹•；哈契斯坦写一份备忘录时，又变得公事公办起来，没再对她说过另外的话。他要求在驻兵营房中搜查烛台，尽全力捉拿肇事者，并以纪律不严的罪名关押在营地宪兵司令部。备忘录一式五份，分别交给党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