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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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女人克拉夫迪亚·肖夏，她代表着生活感和欲望的一面，以其绿眼红发的魅力，改变了塞塔布里尼禁欲苦修的性情，并影响了敏感的卡斯托普。最后还有皮帕科思，他使贝尔戈夫的病友们意识到：仅仅体格上的强健——它来源于未知的原始力量，自身即为主宰——对理性和辩证法足以构成无法抗拒的挑战。

　　然而，一旦作出以上的结论，小说的主题思想好像已如水晶一样清澈，但这种精心的组织即刻就被打破了，一切又得重头开始。皮帕科恩先生，虽然他统治着这个奇怪地拼凑起来的小集团，但他正是被使他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力量所削弱了：他已上了年纪，而且这很可能是对他所代表的贵族原则的最后回答。

　　皮帕科恩的完结这一镜头，可能会诱使一个稍逊功力的作家在此自吹自擂。但托马斯·曼把一切控制得很好。他在早期的叙述中，就隐含了对贝尔戈夫“永恒不变的日子”的接受。

　　读者若想在《魔山》中寻觅托马斯·曼固定程式的、老一套的观点，只会是枉然。只要考虑到这本书的选材主题和性质，人们就得承认它有值得称道的成就。读者所发现的，是汉斯·卡斯托普在精神上，思想上，和肉体上的无与伦比的冒险。

　　对汉斯·卡斯托普的认识，使读者感到惊险刺激，这几年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探索。汉斯在短暂的，孤独的人生顶峰，尽兴地探索和参与了形形色色的生活与思想，这在平原地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托马斯·曼给予生活的一个精美，高贵，令人振奋的肯定回答。但是《魔山》还不足以使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中的思想漫游者达致对生活平和宁静，不受纷扰，宽容的接受。

　　所幸的是，它在这方面己给了我们相当的启示。

　　（约翰·克劳福，1927年5月8日）　　


　斗士回忆录——《为控制生育而奋斗》，玛格丽特·桑格着
　　真的，做一个斗士真难。甚至谚语里离经叛道者的苦难也比不上那些踏着石头前进，一路忍辱负重的人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如果不信，你不妨去读一读桑格夫人的传记，那里面记载了她为使传播控制生育知识合法而努力奋斗将近20年的故事。熟知她的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真正是一场她倾注了全部勇气、决心、精力和执着的热情的奋斗。从一开始，她就为对那千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不堪重负的妻子和母亲的同情所激励，她曾努力使另外的“半边天”相信她们对自己的生活一无所知，使她们相信现在有了减轻贫穷、犯罪、以及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工作强加在社会上的负担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结婚以前，桑格夫人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在工作中，她和医院及社会福利机构的接触使她经常深入纽约东区的贫民区。在经过多年幸福的婚姻及作为母亲的生活以后，她又得重操旧业，工作使她再次走入穷人的家庭。她说，在那里，生活“给母亲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听任摆布，永无休止地生孩子，要么流产以中止怀孕。她们或者像犹太或意大利母亲一样，绝望地忍受驱使，或者像爱尔兰或苏格兰的母亲一样，成为酒鬼，这些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

　　她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在碰到一例令人心碎的事件之后回家，“心里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些无助的，没有希望的女人”。

　　“当我凭窗远眺，那个熟睡的城市的苦难和问题像全景式画面一样清晰地浮进我的眼帘：拥挤不堪的房屋：太多的孩子；即将死去的襁褓中的婴儿；过于劳累的母亲；托儿所；没人照管的饥饿的孩子；大半生病魔缠身的母亲；被迫去干苦力活的妇女；在地下室工作的孩子；被赶进劳工市场挣钱活命的六七岁的孩子；即将降生的孩子，又一个、还有一个；死胎——令人长舒一口气；大一点的孩子死了——悲伤，但也使人松口气——保险公司的帮助；母亲的死亡——孩子们被送进慈善机构，父亲绝望，开始酗酒　，不到5年就生了4个孩子。痛苦而疲惫的母亲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因此决定中止下一次怀孕。救护车的尖叫，母亲的死亡，孤儿，贫穷，苦难，贫民窟，童工，不幸，无知，赤贫……我看着灯光消失，黑暗之上住于黎明的一线曙光，天空的五彩云霞预示着太阳就要升起。对我来说，新的一天来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来了。我清晰地看见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们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不加节制的生育。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呐喊，呐喊，让人们警觉起来。唤醒美国的女人，解放全世界的女人！我要告诉全世界这些贫穷的女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会有人听的，不论代价如何，会有人听见我的。”

　　那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后半生。桑格夫人问医生该做些什么，却被告知最好别管那事，否则安东尼·科姆斯多克会找上门来的——后来他果真找上门来。她又去问激进的女人，“女权主义者”，她们告诉她除非女人有了选举权，不然她什么也干不成。她阅读、研究，和一群社会的反叛者、激进的劳工领袖和作家打上了交道。“但是，”她说，“我不能忘记在贫穷和苦难中生孩子的母亲。”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思考和咨询，她意识到，在这个国家，即便是在医生的行业，人们普遍对这件事知之甚少，而且基本没有任何兴趣，因此没办法采取聪明有效的行动。桑格夫人说：“只有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人似乎认识到这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上的意义。”他们向她提供了劳工组织者的名字，并帮助她获得和工人及其妻子直接相关的限制生育方面的信息。桑格夫人决定去法国，以获取有关限制生育的家庭的第一手资料，她在那儿待了1年，直至战争开始。她在法国学到很多东西，但仍感到不满意，因为她想“做些更具体的事”。她说：“我渴望如此强大的力量得到有效的指导和控制。”

　　桑格夫人回到美国，创办了《叛逆的女性》，纽约邮局时时扣压这份杂志。这便是她奋斗的开始。朋友们苦苦劝她放弃自己的目标，停办那份杂志，怕她会打官司，甚至去坐牢。但她总是反驳：“千百万的母亲在受苦，只有一个人在享受安逸！”她让杂志继续发行，并亲自写了《控制生育》、《献给劳工的妻子们》。这些文章在付印时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有位思想开明的承印商告诉她，“干这活要去蹲监狱”。20家印刷商都拒绝承印，但她不气馁，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因为他相信她的奋斗。印刷是在他的商店关上门后，人们绝没料到里边在发生什么事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从那时起，桑格夫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小时缺少激动，悬念，被捕的危险，坐牢的威胁。由于细节太多，它几乎影响了故事情节清晰的脉络。如果省掉某些次要的细节，多作一些总结性的叙述，那么故事的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尽管省略会失去一些十分精彩的个人故事，但她对控制生育运动的贡献都尽在其中。桑格夫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如此重要，如果要公正地写一部整个运动的历史，以体现战后社会发展的一个层面，那她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它英勇无畏的领导者，她为之奋斗，直到它站稳脚跟，成为社会进化不可不考虑的世界性因素。近几年来，这项运动时时被各大报纸重点报导，但桑格夫人为这些报导提供了许多背景知识，她告诉人们宣传工作的稳步进展，她是如何接近并说服那些有影响的男人和女人来帮助她；如何让公众认识到送她去监狱并压抑她的文章的那些法律的罪恶的一面；尤其是她如何不懈地努力，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穷人的妻子和母亲。不时地有几个简短而动人的场面向人们揭示出她的工作是如何吸引她并迫使她去工作：在布朗士威尔的一家控制生育的诊所里，有一个神情悲怆的贫穷女人，她在桑格夫人被抓去审判，并被罚在昆斯县监狱关押30天时，曾跟在巡逻车后面哭喊：“回来，救救我！”；1921年桑格夫人在市政厅举行群众集会时遭到警察的镇压；l929年，她亲自组建，并在几年内看着它稳步发展的医疗研究局在西十五间街的办公室遭到警察的抄家，尽管她当时打电话去警察总局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方却回答说压根儿没发布过这样的命令。所有这些事，桑格夫人都以亲身亲历者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桑格夫人还重点揭露和抨击了宗教的影响，她敢肯定，在种种干涉、破坏她活动的企图背后煽风点火的都是这些影响。

　　桑格夫人在本书的后半部，列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如此迅速，重要且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就并不是每个斗士都能看到的。在美国，公众的倾向已转到她这方面，大型的宗教及其它组织都宣布支持她，她开始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书的末尾，她再次坚信不疑地强调了她的信念：“控制生育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且从表达效果看，与每个国家和种族的生活都相联系。”

　　书的开始写了一些她童年的趣事及童年的生活环境，由此我们得以了解作者的禀性及天赋，从而揭示了主宰她生活的内在动力。

　　（弗·芬·凯莉，1931年10月4日）　　


　震惊的未来——《美妙的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着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爱德华·别拉美的完美运行的工业机器，在所有这些经典的乌托邦的创建中，尊贵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都表现出对人性本善的坚信不疑，对人类光明未来的憧憬，对科学进步给人类幸福的巨大贡献的欢欣鼓舞。它们看起来不过是拿破仑式国家和泰勒系统实验室的模仿。留给了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能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终结乌托邦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需要到机械那里去寻找灵感的乌托邦。他讽刺了对人类的无条件的精神信任，并对以团结、一致、和稳定为箴言的世界国进行了辛辣而怪诞的嘲讽。

　　在所有这些赫胥黎先生的滑稽剧的吵闹声中，他似乎想告诉我们，这些格言是完全非生物性的。人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的——我们几乎要说进步了——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达到另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人类有一天不这么做就会变成蚂蚁（懒汉！）并成为一种群居的动物。赫胥黎先生不喜欢这种前景。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他如在《滑稽干草》和《针锋相对》中一样的有趣而怪诞，讥讽着福特们，希特勒们，墨索里尼们，阿尔福雷德·芒茨爵士们和奥温——所有这些人都想回到那个不放任自由而又有奴隶伺候的时代。他的乌托邦和那些19世纪的作品很相似，但却没有它们那种传递信息且推动进步的信念。就如同厄尔特尼·卡比特的依卡里亚一样的有序，这个乌托邦共同体似乎是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官僚体制和奥古斯丁·孔德幽灵般的确定的混合物；而他那还权于民的主张正是爱德华·别拉美在《向后看》中宣扬的。而只有赫胥黎这位见过电影摄影棚和广播录音室的现代人，知道大众娱乐在可能和现实之间的差别。高地公园，罗奇河电厂，消费观念，五年计划，人工合成维生素，观察活着的鸡的心脏仅仅是为了娱乐，及时控制糖尿病人数，所有这些，使赫胥黎先生能够将10世纪的憧憬变成绝望。在他的T型号世界中，诗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诗人就是那些感情工程师。

　　注意，接下来是一些被嘲讽的神化了的小玩意儿。如别拉美在1888年预言了广播一样，赫胥黎先生也预言了“感知”，一种既能给视觉快感又能满足人们听觉需要的电影，将取代“说话”。薄荷香口胶被性激素口香糖代替，后者正是赫胥黎书中一个小人物最喜欢嚼的。而格拉梅——一种朗力酒的替代品——成为大众的日常饮料；他们同时也扫除了一切黄毒。上帝变成了福特（有时又被叫做弗洛伊德），孩子的儿歌成了“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亨利·福特写的书《我的生活和事业》，成了新的圣经。而香味机器可以制造出从肉桂到樟脑的各种气味，偶而也会发出类似猪腰布丁的香味。婴儿当然也是在实验室中出生，或者确切点说，被铸造出来。而按照一种叫做波但诺夫斯基的理论，1个蛋可以生出96个孩子，所有这些孩子从外形到智力都一模一样。这些波但诺夫斯基群体被安排到工厂和矿山工作。

　　在一个波但诺夫斯基群体中不应该有嫉妒，因为其理想就是统一思想。但是如果赫肯黎的世界中出现了一点儿小小的嫉妒，那么这依旧被认作是一种耻辱。也许有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