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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蒋介石评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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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1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2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页四三六)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    
    ……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  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一九O九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    
      蒋介石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十五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二十三)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二十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另见《黄兴集》,页一○三)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竭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恬,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四月十四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由此可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前十五年,孙黄也曾在同一地区清过党,把光复会摧毁殆尽,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的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反袁掠人之美 1

    二十六岁的蒋介石谋杀陶成章之后,亡命日本,办了一份《军声》杂志……    
    蒋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虽避过风头,但仍难以在沪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然而不久发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孙、黄、陈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不再避陶案之嫌,蒋介石遂于一九一三年的七月里,再度参加了“革命”,帮大哥陈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并不得人心,陈蒋等在上海作战亦甚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八月十三日彻底失败,孙中山再度避难于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则躲入租界,寻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九月一日抵达长崎。    
    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其目的显然有鉴于过去党纪的不够严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会的作风,难被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革命党人所接受,黄兴就拒不参加。但是陈其美久已是孙中山的死党,当然是欣然加入。由于陈其美极力拥孙,并对反孙者进行攻击,大获孙心,自然被任命为新设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蒋介石则于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二十九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 (静江)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    
    就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许多老同志纷纷求去的时刻,蒋介石才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那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十月里。蒋孙关系,得力于陈其美的伏线。翌年,蒋受孙、陈之命出任务,从上海到哈尔滨,奔波甚力。固然孙对蒋早有印象,因系其亲信陈其美的爱将,蒋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毕竟蒋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始与孙直接搭上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说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业”(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蒋《祭总理文》中语),可以道出孙、陈、蒋之间的关系。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袁,一九一四年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但事机不密,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至于说蒋遭同志王金发出卖,幸而逃脱之说,是不确实的。不过事出有因,王金发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的投诚令,征得谢飞麟与陈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玙、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继续与革命党人来往,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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