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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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 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 of guerrilla—partisan 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5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 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 intern Agent in China。 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见Wilson,The Long March, 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1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