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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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才能帮上女儿的忙，而不会成为女儿的负担。
自己的努力，母亲的关怀，领导的鼓励，包玉凤咬着牙撑过了最艰难的82年。接下来了两年就轻松多了。母亲的身体没有了什么大碍，平时家里的活也都能干了。包玉凤轻松了许多。在这期间，有不少人找上了门来，有林晓静，有张喜航，还有王晓东、卢凯等人，他们有的结伴而行，有的是自己来了。这些人，或是还在部队，或是已经转业，但是有一点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因为战功成了英雄，现在都成了各级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大家渐渐的看清楚了事情的本质。军区也为包玉麟的事定了性。在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包玉麟的立场是坚定的，贡献是突出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为此，军区为包玉麟记了一等功。国家在查清事实后，及时对包玉麟的贡献进行了表彰和奖励，但是一些身受其益的人却认为，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林晓静知道，如果自己能早一点记起来，站出来为包玉麟佐证，那么包玉麟也许就不至一等功臣，很有可能他将成为国家的标兵，全军、全民学习的榜样。最起码，她觉得没能第一时间想起、并站出来为包玉麟说话感到愧疚。
张喜航现在已经被破格提升成了副团长，回想起在越南河内战俘营的点点滴滴。他突然觉得，自己看人看事太流于表面，先入为主的主观思想让他错误的引导了大家，使得包玉麟成了千夫指。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愧对包玉麟的。
王晓东也还留在部队，他已经是副营级的参谋了。而且以他的背景，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在部队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很难预料到未来的情况。回想起在河内战俘营的时候，关在禁闭室的几天，如果不是包玉麟硬撑着给自己送水、送饭，那几天的时间是不可能熬过来的。可笑的是，在军区定性之前，自己还一直认为包玉麟是一个变节分子，每每在演讲的时候，还很是将自己跟包玉麟对抗的事当成成绩说出来，现在看来，要不是包玉麟，自己恐怕已经没有机会回来演讲了。
卢凯是转业了，到了市公安局刑警队当队长。他想起当初自己在战俘营里差一点没杀了包玉麟的事就觉得后怕。要是没有包玉麟，且不说自己和战友们能不能逃出来，更不要想现在的成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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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陆陆续续的，包玉凤接待了不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渐渐的，连县里的领导都感觉到麻木了起来，不过有一点是县领导都有共识的。作为英雄的家属，爱屋及乌，包玉凤很是搜到这些人的尊敬，如果集合起这些人的能量，绝对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加上包玉凤本人又肯努力学习，并最终取得了大学文凭。由县常委委员、磐石县武装部长吕部长的推荐，包玉凤被调到了磐石县县委秘书科工作。
包玉麟失踪的事实在公安局备了案的。可是事实上，包玉麟每个月从国外寄钱回来的事大家也都清楚。但是这毕竟是包玉凤的事情，只要她不说，谁也不愿意去点破这个事情。毕竟大家都清楚当时的情况。把一个人逼到了那个地步，他还能活下来就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如果再以这个为借口为难包玉凤，就显得太不尽人情了。
包玉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联系上弟弟，可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包玉麟除了按时给家里寄钱以外，从来都没有留下过地址。包玉凤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包玉麟，只能通过每个月寄来的钱断定弟弟还活着。每个月，收到包玉麟汇款单的日子就是包玉凤和妈妈最高兴的日子，包玉凤总会高高兴兴将汇款单拿回家，将汇款单上的每一个细节跟妈妈分享。
所有的人都认为，包玉凤恐怕是整个磐石县最有钱的人之一。县银行有人悄悄的算了一笔帐，包玉凤的外汇存款将近有15万美金。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没有人知道，包玉凤每次只是负责将收到的钱存进银行而已，存折的密码连她都不知道。包玉凤的妈妈说了，只要包玉麟还活着，早晚是会回来的，这钱得帮包玉麟存着，等他回来了用。娘俩的生活就全凭包玉凤的工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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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的时候，磐石县统战部接待一个很意外的香港团队。这个香港来的团队的组组成复杂，有香港社会福利属的，还有香港圣婴孤儿院，当然，还有一个5岁大的孩子。
统战部的凌部长是第一次见到天主教的嬷嬷。他很意外，按理来说，接待教会的人的事情应该归到宗教事务管理局，怎么会找到统战部来了？
“请问有什么事么？”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没有外事管理局的县城，跟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打交道的是就都落到了统战部的头上。一番客套之后，凌部长问道。毕竟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公报》已经签署了，香港不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地方。
“是这样，我们香港社会福利属的以前有一个分支机构，叫香港国际难民署。在1980年2月，我们接受的一名越南难民在香港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这个女士就去世了。于是我们将孩子送到了香港天主教圣婴孤儿院。该女士留下了两份遗嘱，根据她的遗愿，我们在孩子5岁的时候打开了第一份遗嘱，发现这是一份交代孩子父亲身份的文件，根据孩子母亲的遗愿，她希望她的孩子在5岁以后能够回到大陆他父亲的身边接受教育，所以我们把孩子送回来了。”香港社会福利属的官员解释着。当年接受香港难民的时候，难民署就担任了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但是这样的遗嘱他们还是第一吃碰上。考虑到《联合公报》已经签署，社会福利署决定执行这个遗嘱。
“有这样的事？他父亲是什么人？”凌部长也头疼了。这种情况恐怕还真没什么地方碰上过。好好的香港不呆，要会大陆接受教育？他拿过武红缨留下的遗嘱仔细看了一遍。
凌部长没有想到，武红缨跟姐姐从小就在中国留学，在她看来，中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她希望孩子能回到中国接受教育。
武红缨在遗嘱上详细记录了包玉麟的身份和他的家庭地址。这些材料都是武红缨从包玉麟的档案里找出来的。香港社会福利属的官员之前已经去过军区，得到的回答是包玉麟已经退伍回原籍了，所以他们找了过来。民政部门一看是跟香港人打交道，直接就推给了统战部。
这下，凌部长为难了。毕竟这样的事还没有先例，该怎么处理，他也很为难，可是有一点，如果是真的（他相信不会假），怎么都得让别人一家团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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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退伍兵这样一条信息，于是，县武装部的吕部长被找了来。
吕部长一听说是有关包玉麟的事，当然记忆犹新。这几年，他每年都要接待几批来找包玉麟的人，几乎都是当年河内战俘营的战俘，很多时候，这些人根本不好意思去见包玉凤和她的妈妈，只是委托吕部长将他们的一些心意转交给包玉麟的妈妈。现在一说起包玉麟的事，吕部长当然清楚。
“包玉麟的事情我知道，他是一等功臣，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被俘过，在战俘营，为了掩护战友脱逃，他不幸再次被俘。回国后，由于一时间没有查清楚情况，包玉麟同志受了很多委屈。后来在1981年，包玉麟同志失踪。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但是他的姐姐包玉凤现在在我们县委秘书科工作。”吕部长如数家珍般的说出了这些。
“上帝，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圣婴孤儿院的嬷嬷划着十字，本着天主教的教义，孩子是应该在亲人身边长大的。
“请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见一下包玉麟的姐姐？如果她愿意收养并教育武思国，我们希望孩子能留在他的近亲属身边。”嬷嬷说出这番话以后，想了一下：“当然，如果包玉麟的姐姐不愿意，我们会带武思国回香港。”嬷嬷是考虑到现阶段磐石镇一般生活水平很难让武思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关键是他的身份背景很复杂，所以说出了这番话。
“这个情况我需要了解一下，请你们等一会。”凌部长安排着。毕竟对港问题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还是不能明确表态的。
包玉凤是在凌部长请示了上级以后才接到的通知，等她赶到统战部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出，站在嬷嬷身边的小男孩就跟弟弟小时候一样，根本无需辨认，包玉凤就可以确认，这就是弟弟的孩子。
包思国（当然是要改姓的）成了磐石镇一小唯一一个拿着护照登记上学前班的孩子。不过姑姑和奶奶对他的热情他是感觉得出来的。第一次，孩子有了家的感觉，虽然这个时候他的普通话还不如他的英语流利。
包玉麟在黎巴嫩寄回家的信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包玉凤的手上。当包玉凤看到那亲切的称呼和熟悉的签名的时候，她甚至忘了去接正在上学前班的侄子。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了弟弟的消息。
第五十三章 … 一封家书
这段时间来，包玉凤再次成了县机关议论的话题。谁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拐来了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小孩，听说还是香港籍的。为了这个孩子的入学问题，包玉凤甚至请县委姚副书记帮忙给磐石县一小打招呼，否则别人学校还不知道该收这个孩子。不过包玉凤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且不说她有一个一等功臣的弟弟，而且还定期有国外寄来的大笔汇款。还有一个情况是大概除了包玉凤之外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包玉麟曾经帮助过的战友，在知道了包玉麟的情况后，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招呼，让县里面帮着关照包玉麟的姐姐和家里，正是因为这样，包玉凤才能够顺利的调出招待所。虽说包玉凤考了一个电大的文凭，名义上也是国家承认学历的一步饭，但是真正使用起来，还是得看用人单位的。
除了县里的个别领导，没有谁知道包玉凤的这个侄子是怎么回事。当然了，在机关工作的人对这些事情还是能够把握分寸的。虽然包玉凤的这个侄子来得很突兀，身份还很特别，但是大家除了背后说一下以外，到时不会把这事公开化。起码直到86年3月中旬这天之前。
和平时一样，包玉凤将包思国送到了县一小以后，踏着钟点走进了秘书科的办公室。她今天得帮江副书记起草一份讲话稿，是明天开乡镇干部领导会议要用的。本来这个会议应该是王宏书记主持的，但是王书记临时有事，要到市里去开各县春耕生产组织协调会议，所以乡镇领导干部会议就改成由江副书记主持。
这样的机会对于江副书记来说也是一个显示权威的机会，所以江副书记还是很重视的。这不是，一大早就抓住了包玉凤给他写讲话稿。别看包玉凤不过是电大毕业的，但是却是实打实的有些本事，东西写得多了，隐约就成了县委的一支笔杆子。当然了，搞文件最厉害的是秘书科副科长，不过他是王宏书记的专职秘书，属于御用笔杆子，一般人想是想不来的。
“包玉凤，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要写得大气一些，要让下面的乡镇干部全面领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出我们县委县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你跟科里面的同志商量一下，尽快把讲话稿拿出来，下午给我看一下。”江副书记交代着。
“您放心，江书记。我会跟科里面的同志们商量着写，下午就把稿子给您看一遍，到时候您再给润色修改一下，下班前估计就能搞出来了。”包玉凤规规矩矩的回答道。其实《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84年10月下发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大会小会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这样的讲话稿很多，稍微修改一些数据，换几个新词就能用。再说了，就这个江副书记也没多少文化，就算让他改稿子，无非是调整一下段落，修改几个错别字什么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包玉凤清楚的记得，她刚到秘书科写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帮这位江副书记写发言稿。当时包玉凤一心想要些写书一点有水平的东西来，结果大报小报四下找资料，后来科长看包玉凤是新来的，人挺勤快，又是个女孩子，就有心帮她一下。这下包玉凤才明白，所谓在机关里给领导干部搞材料无非就是移花接木，不过是要接得巧妙，冠冕堂皇的话多说，具体的东西少讲，要给领导发挥的余地。还要观察领导的习惯，比方说有的领导喜欢引用古人的诗词，有的领导喜欢讲一些时尚的笑话。几次下来，包玉凤就成了行家里手了。
离开江副书记的办公室以后，包玉凤先去了一趟资料科，要了一份王宏书记以前用过的关于《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学习讲话稿。有了这个东西，再在报纸上找一点素材，然后联系一两件本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