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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唐德刚-袁世凯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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魑牟⑽薮蠼健I杌啬感V囟粒阅衙馄湮溉獵」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长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前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份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国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十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首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成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笔者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大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广西巡抚王之春、奉天将军增祺等)那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枪杆与政权、智慧与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 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国父,有此wisdom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望「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几。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呢?

  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土、「全A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不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问,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么?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同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摘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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