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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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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 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 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 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 ”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 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 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下榻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旧宅,学生军又为他担任警卫。后来因中山先生怕耽误学生功课,才执意要蒋梦麟下令学生军撤离。

  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躺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到了1月25日这天,脸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打开腹腔一看,发现全肝已坚硬如木,这是明白无疑的晚期肝癌。医生们含着眼泪又把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是行医出身,已知来日不多。但他仍很乐观,一边指导与段祺瑞的斗争,一边开始考虑起后事安排。他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师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着东江的战事,胡汉民和蒋介石把领袖的勉励电文印成传单,遍传东征军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杀敌士气。东征军分两路直扑海丰和陆丰,于3月7日攻克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实力对广州构成威胁。蒋介石立即向孙中山告捷,他此时的病情已药石无灵,群医束手,但这一捷报却让他不胜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而北大的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也一直关注着铁狮子胡同里的病情,一有空就往那里跑。蒋梦麟常说:“蔡先生不在,我们要多尽责任。”李大钊这些日子一直在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胡适早已摒弃前嫌,他是个不太相信中医的人,但见医生建议改用中医治疗,就主动延请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好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可惜已不可能 当想到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夙愿,只能化成以下的文字时,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他语言艰涩地关照宋庆龄,一定要代他去一次苏联,让他充满期盼的遗愿,传遍俄罗斯的大地——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他艰难地签完三份遗嘱后,大家触景生情,忍不住悲恸万分,失声痛哭。

  他是在3月12日上午九时半辞世的,弥留之际的先生,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生命的最后呼唤,仍是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的遗愿,“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

  北京的国会也决定举行隆重国葬,下半旗致哀,于3月19日移灵中央公园拜殿公祭。这一天陆军部呜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各界送葬群众达十二万人,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技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而那位段祺瑞一开始就对葬礼设置起障碍。当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李烈钧等议定将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时,他先派了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毗裂,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写信给李烈钧表示同意。国葬这天,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每天都达十万余人。而段祺瑞又玩弄起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说谣传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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