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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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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 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 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 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七章 好政府主义(1922)






第七章 好政府主义(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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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两人又都做起统一中国的美梦。吴佩孚先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出的“恢复法统”的倡议,他认为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赶走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位,对自己最有利。这样既能使国会和总统成为手中的摆设,又能从舆论上迫使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于是他回保定后,就召开了各种会议讨论“恢复法统”。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又弄巧成拙 因为曹锟原来是想打败奉系后一步登上总统宝座的,但由于吴佩孚玩弄这套权术,反而推迟了他当总统的日期。吴佩孚不得不向曹锟再三解释,才勉强同意他联名发出通电,征求各方对时局的意见。结果除奉系、皖系军阀外,其他各省军阀都抱着对“恢复法统的不同理解而表示赞成。6月2日,他们两人又领衔通电“恭请黎大总统复职”。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后,吴佩孚继续呼风唤雨,指使直系军阀们发出了劝孙中山下野和欢迎西南军阀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却始终是孤独的。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借手中没有党军,只能寄希望于陈炯明。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调集起四万部队,设大本营于桂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面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频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官邸,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北伐军誓师韶关,兵分三路进攻江西,并接连攻克赣南多座城市时,陈炯明也和吴佩孚达成了密的,并开始调集五十余营粤军从粤桂边境移师广州。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孙中山应廖仲恺之请,于6月1日赶回广州。当他在观音山巡视时,发现陈炯明果然有谋叛布置,就在省城演说时公开警告道:“谁要叛逆,我就派飞机掷弹炸死他。”可是他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他有点过于自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认为至少陈炯明的部下是不愿反抗他的。

  而陈炯明也接到吴佩孚的密电,催他早日动手。说:“彼已将徐世昌逼走,请即履行条件倒孙,如再延不遵办,彼即宣布废除前约。”陈炯明终于横下心,先拘禁了廖仲恺,下达了对总统府的总攻击令。

  孙中山是炮轰前得到消息紧急转移的。远处已隐隐传来叛军进攻的号音,宋庆龄怕同行不便催他快走,他却还想向叛军晓明大义制止叛乱。孙中山的左右见情势不容再犹豫了,就强挽起他的手臂离开了总统府。夜已经深 街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总统府四周已布满了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化装成医生,从容自若地穿过封锁线,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而宋庆龄是冒着密集的炮火,在卫士队长和副官的护卫下,于第二天才冲出重围与丈夫会合的。

  6月17日这天,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亲自率领六舰军舰,以密集的炮火教训了陈炯明一顿。他曾手书密令要江面前线的李烈钧、许崇智迅速回粤平乱。而回师的部队终因遭到直系和陈炯明叛军的前后夹击,经过一番苦战,被迫分成东西两路,在8月份撤退到福建和江西。而孙中山就这样一直孤守在黄埔海面,以艰苦奋战五十多个昼夜的最后失败,宣告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结束。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他确实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却没有成功,而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羽,竟会在关键时刻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当他乘俄国“皇后号”邮船回到上海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他惨痛地发表了《对外宣言》和《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他不愧是一位愈挫愈奋的革命领袖。他不止一次地对汪精卫、张继和蒋介石说,第一次护法活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而这次的失败,又使他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他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思考起以俄为师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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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 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经费,也常因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蔡元培一回国就发现,他的北大已寸步难行。不光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办仪器及一切校务行政无费,连教授的薪水又开始拖欠 身为北大校长和学界泰斗,他只能不断地领衔向北京政府抗议。他还乘当时关税增加,德国承认赔款,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有利时机,与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学生组织,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独立运动。在北京高师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经费、教育基金、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的三大主张。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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