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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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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兽”一样 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

  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

  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 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

  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 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 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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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 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 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 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 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 什么教训 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 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 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 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 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 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 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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