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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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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琴南又用手指猛戳起那篇文章,气得浑身都抖颤起来:

  “你看看!看看!他怎么能这样诬蔑老夫?真是可恶之极。我一定要反击!”张厚载为了安慰先生,也只好再一次凑过脑袋,硬看下去。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我们何必

  苦苦地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

  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

  何以 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

  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

  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

  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

  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

  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

  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

  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

  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

  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辶多译外国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

  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

  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

  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

  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

  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

  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

  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

  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

  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

    所以他们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

  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从经”

  的总名目!

    ……

  “够了!够了!羞煞老夫矣!”林琴南终于如丧考妣地举起无力的老拳,瘫倒在靠椅里。

  他又开始剧烈的哮喘,老脸涨得鲜红。张厚载慌忙上前倒茶捶背,好言相慰,直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当林琴南回卧室休息后,他又翻开了《新青年》。这王敬轩究竟是谁?为什么骂人的腔调那么像林琴南?而“记者”的批驳又是如此丝丝入扣,真是令人生疑 他对文中那种礼拜六一派的滥恶文字深恶痛疾。就算林译小说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他对古典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下过很深的功夫,古文的造诣更是独步海内。其译笔或哀感婉艳,或质朴古健,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就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但又能够超越自然一样。尤其是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坛,林译作品的势力极其伟大,青年作家下笔为文都极力揣摩他的口吻,像苏曼殊小说就是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最后卓然自立一派的。

  凭着他兼任记者的嗅觉,他决心去解开这个谜团。如果发现是个早有预谋的圈套,他将不遗余力地为老师雪耻!

  张厚载终于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走出了绒线胡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苍白狰狞的脸……

  在北大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却是一派欢笑,《新青年》同仁们正在互相评功摆好呢。

  沈尹默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 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

  “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 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

  “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胡适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好多说 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

  “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

  “我们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呀!林琴南不是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二位 ”

  刘半农对胡适当仁不让也有理由,胡适一来北大,校园里就盛传“北大添个年轻人,玉免常伴月照明。”胡适也常说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是蔡元培,中兔子是陈独秀,小兔子是我胡适之。刘半农听了就不高兴了,既然小兔子还有他和刘文典,胡适就不该这样借此抬高自己呀。

  陈独秀知道两人之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道:

  “半农和玄同也是好意。对于那些闭眼胡说的妄人,惟有痛骂一法!”

  钱玄同今日情绪特别亢奋,又和众人谈起文字改革的问题。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

  “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笑着对大家说:

  “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也挺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李大钊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这些日子,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

  “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

  “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回家的路上,周氏兄弟又是合坐一辆包车。当周作人问起他对“陈胡”等人的看法时,周树人兴致很好地说出了一段精辟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虚。’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呀!”

  周作人听了暗自叫绝,心想这大约就是兄长的深刻之处吧。

                  4

  溶溶的月光,透过清明前槐树的嫩叶,款款地洒落在案前。

  面对着这么好的月光,那双深邃的眼里满渗出喜悦。他仿佛感应到了一种暗示,一种冥冥中等待已久的灵感已经飘然而至。他兴奋地握起笔,写什么 写什么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里,透出了最生动的说明。

  他又想起了那位害了迫害狂的姨表兄弟。对!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像果戈里写那位九等文官的小书记一样。太具体了不行,情节反而是一种累赘。对!就使用象征,用一组充满诅咒、忏悔、警示的意象,把一切都贯穿到这个沉重的主题里去,让人们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环境氛围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他用笔在砚上轻蘸了一下,先用几句文言写完楔子。仿佛在记叙一种熟悉的感觉,轻松地纵笔写将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经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

  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

    我怕得有理。

    ……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 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 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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