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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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又用手指猛戳起那篇文章，气得浑身都抖颤起来：
“你看看！看看！他怎么能这样诬蔑老夫？真是可恶之极。我一定要反击！”张厚载为了安慰先生，也只好再一次凑过脑袋，硬看下去。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我们何必
苦苦地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
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
何以 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
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
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
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
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
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
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
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
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
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辶多译外国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
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
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
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
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
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
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
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
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
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
所以他们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
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从经”
的总名目！
……
“够了！够了！羞煞老夫矣！”林琴南终于如丧考妣地举起无力的老拳，瘫倒在靠椅里。
他又开始剧烈的哮喘，老脸涨得鲜红。张厚载慌忙上前倒茶捶背，好言相慰，直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当林琴南回卧室休息后，他又翻开了《新青年》。这王敬轩究竟是谁？为什么骂人的腔调那么像林琴南？而“记者”的批驳又是如此丝丝入扣，真是令人生疑 他对文中那种礼拜六一派的滥恶文字深恶痛疾。就算林译小说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他对古典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下过很深的功夫，古文的造诣更是独步海内。其译笔或哀感婉艳，或质朴古健，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就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但又能够超越自然一样。尤其是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坛，林译作品的势力极其伟大，青年作家下笔为文都极力揣摩他的口吻，像苏曼殊小说就是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最后卓然自立一派的。
凭着他兼任记者的嗅觉，他决心去解开这个谜团。如果发现是个早有预谋的圈套，他将不遗余力地为老师雪耻！
张厚载终于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走出了绒线胡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苍白狰狞的脸……
在北大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却是一派欢笑，《新青年》同仁们正在互相评功摆好呢。
沈尹默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 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
“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 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
“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胡适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好多说 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
“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
“我们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呀！林琴南不是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二位 ”
刘半农对胡适当仁不让也有理由，胡适一来北大，校园里就盛传“北大添个年轻人，玉免常伴月照明。”胡适也常说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是蔡元培，中兔子是陈独秀，小兔子是我胡适之。刘半农听了就不高兴了，既然小兔子还有他和刘文典，胡适就不该这样借此抬高自己呀。
陈独秀知道两人之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道：
“半农和玄同也是好意。对于那些闭眼胡说的妄人，惟有痛骂一法！”
钱玄同今日情绪特别亢奋，又和众人谈起文字改革的问题。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
“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笑着对大家说：
“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也挺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李大钊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这些日子，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
“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
“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回家的路上，周氏兄弟又是合坐一辆包车。当周作人问起他对“陈胡”等人的看法时，周树人兴致很好地说出了一段精辟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虚。’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呀！”
周作人听了暗自叫绝，心想这大约就是兄长的深刻之处吧。
4
溶溶的月光，透过清明前槐树的嫩叶，款款地洒落在案前。
面对着这么好的月光，那双深邃的眼里满渗出喜悦。他仿佛感应到了一种暗示，一种冥冥中等待已久的灵感已经飘然而至。他兴奋地握起笔，写什么 写什么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里，透出了最生动的说明。
他又想起了那位害了迫害狂的姨表兄弟。对！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像果戈里写那位九等文官的小书记一样。太具体了不行，情节反而是一种累赘。对！就使用象征，用一组充满诅咒、忏悔、警示的意象，把一切都贯穿到这个沉重的主题里去，让人们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环境氛围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他用笔在砚上轻蘸了一下，先用几句文言写完楔子。仿佛在记叙一种熟悉的感觉，轻松地纵笔写将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经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
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
我怕得有理。
……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 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 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