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第1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笮校绕涫侵腥展叵怠�
中国人想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但有人不允许，头一个就是日本。
一百多年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掉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会。
一个甲午战争，打掉了满清的洋务运动；一个“七．七”全面侵华战争，打掉了国民党号称的“十年黄金时代”。
这绝非偶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策就是不准中国强盛，辛亥革命后又加上一条：不准中国统一。张学良刚搞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日本马上发动“九．一八”，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经过两次侵华战争已经跟中国结了血仇，又死皮赖脸不肯向中国人老老实实道歉以取得中国人的宽恕。日本人自己也清楚：中国一旦强大，日本就只有派“遣唐史”、当小伙计的份；那时就不是日本人肯不肯向中国人道歉的问题，而是中国人肯不肯接受日本人道歉的问题。因此日本千方百计要第三次打掉中国崛起的机会。
有些中国人只忙着自我陶醉发大财，没看到针对中国新的战争危机正在形成，没有看到日本人第三次又来了。不过这次打头阵的是赖在台湾的那些没当上日本人的日本人，那些拼命想当未来日本人的“台独二鬼子”。说是“台湾独立”，实为“台湾回归日本”。如果当真只想“台独”，至少懂得“投鼠忌器”，舍不得把台湾打烂，必然只求维持现状，不敢惹火烧身。现在“台独”势力惟恐天下不乱，根本不在乎把台湾打烂。这就蹊跷。调查刑事犯罪，首先要调查谁是犯罪的最大获益者。分析台海危机，首先要分析谁是危机的最大受惠人。鼓动台湾“独立”引发中美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箭三雕”：中美大战，两败俱伤，一举削弱日本两大强敌；顺便借刀杀人，把台湾岛内当真积极上战场去“保卫台湾”的傻瓜们除个差不多，剩下来的都是心知肚明“台独”把戏真目的的“二鬼子”。到那时再发动“台湾回归日本”运动自然水到渠成。这最符合日本利益。中国面对的实际不是什么“台湾同胞”，而是日本鬼子在台湾留下的孽种──“台独二鬼子”。他们不是中国人，却劫持了中国的台湾投奔日本，肆无忌惮霸占中国领土。台海危机实际是是日本假“台独”代理人之手第三次打掉中国重新崛起的新战争，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抗日战争的继续。跟这帮日本种的“台独二鬼子”讲什么“骨肉情”“中国心”是瞎了眼，连“对牛弹琴”都不够格，因为那样既糟蹋了琴又侮辱了牛。能凑合用的形容词是“对骡子发嗲──自做多情”，虽然这样说对骡子也不甚公平。
一旦“台独二鬼子”设定“台独”时间表，摊牌便进入倒计时，中国想“韬光养晦”也不成了。那就是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时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再来一次“马关条约”，放弃台湾，任人宰割，再度沉沦；要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然，日本人暗中出马，中国人也用不着明着宣战。反击“台独二鬼子”就是抗日，揍在“台独二鬼子”身上就是揍在日本大鬼子心上。形势所逼，中国没有选择，不存在上不上日本人的当的问题，美国则难说。日本的如意算盘能否行得通，要看美国的算盘怎么打。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中国是为主权而战，美国是为霸权而战。
主权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整体人权的总集合。整体人权丢了，个体人权的丧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主权问题是生死问题，打的是生死仗，只能不惜代价；霸权问题是利益问题，打的是生意仗，不能不惜代价。打生死仗是你死我活，有进无退；打生意仗是唯利是图，进退自如。但“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所以打生意仗得斤斤计较，边打算盘边打仗：中国是否直接威胁了我的世界霸权？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人威胁我的世界霸权？丢了台湾会不会丢掉我的世界霸权？保住台湾又能不能保住我的世界霸权？为保住台湾跟中国开战要付多大代价？会不会赔上老本以至于他人渔翁得利白白捞走我的世界霸权？如果保住台湾却丢了世界霸权合算不合算？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怎么办？如果兵力被拖在台湾海峡动弹不得给其他地方恐怖组织可乘之机怎么办？如果把中国逼急了全世界卖核武器怎么办？如果重新封锁中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利益和代理人从此全部丧失怎么办？……对这一连串芝麻西瓜谁大谁小之类的定义和选择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中国人管不了，但美国的决心怎么下却实实在在取决中国的实力和意志。
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有两条很有意思的建议，一是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使中国至少倒退五十年；二是决不能派兵登陆中国，因为“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一驾被击落的U2，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怪了，不在乎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却在乎中国是否能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都炸成石器时代了还不敢登陆，还不如鸦片战争时代的英国大兵。自相矛盾的建议道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美国敢于想象跟中国打“高科技”战争，不敢想象跟中国打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就凭这一条，谁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没有战略威慑作用？谁说中国今天的和平离得开毛泽东打出的国威军威？现在中国要破解台湾“独立”的陷阱，仍然离不开毛泽东。
美国对台湾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的决心有多大：打生死仗，还是打生意仗。如果中国准备拼死相搏奉陪到底，那美国是一种决心；如果中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美国肯定又是一种决心。你不惜代价，人家可不能不惜代价，同归于尽不是美国的传统。你瞻前顾后心存侥幸，那人家可最善于讨价还价，敲诈讹诈。美国如何判断中国的决心？实际上就看你准不准备按毛泽东的理论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战争；持久战；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深挖洞，广积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着敌人的一切经济封锁……不对抗不意味着不抵抗，爱和平不意味着怕战争。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只是嘴上喊喊口号，并没有认真准备全面长期战争，没有开足马力整军备战，没有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转轨准备工作，没有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分散风险，开始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国库资金逐步转移出美国，并防止投机分子向海外转移子女财产，没有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冒核大战的风险，没有宁可经受经济封锁再过苦日子也要捍卫国土的决心和措施，那人家怎么能相信中国要为台湾打生死仗？南斯拉夫的“精英”们被“北约”的炸弹炸得没了电，过不上舒服日子，马上失魂落魄，放弃了领土还不算，还自己把自己的领导人捆好送上门去求饶。中国的“精英”们则现在就开始鼓噪“为台湾牺牲大陆的发展不合算”、“中日友好新思维”，开始为新的“马关条约”打伏笔，造舆论。怪不得这些人那么热衷于吹捧美化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只能加强美国认为中国不敢打生死仗的判断，刺激美国铤而走险的决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海峡危机是别人强加于中国的，中国想躲也躲不掉。与其整天白费心思察言观色琢磨美国的底牌，不如老老实实按毛泽东的主张办，实实在在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备而无用”意味着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而无备”意味着战略战术双重失败，从头输到尾。总之日本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要看美国，而美国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自己。按毛泽东的主张做准备，中国还有可能安然化解“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从此统一中国，彻底翻身，否则必然第三次被日本打下去。中国人生存都朝不保夕，更别谈什么继续致富了。想致富首先得保住中国的和平大环境，而毛泽东挣来的和平大环境正在遭受日本“台独二鬼子”的严重威胁。所以想致富先得解决“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而如果战争可能避免，那只有靠毛泽东的学说才可以避免；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更要靠毛泽东思想才可以制胜。所以说中国人靠毛泽东才能富起来，也只有靠毛泽东才能富下去。
………………………………………………………………………………
深看中日关系兼论浙大事件
转自联合早报
一、谁在仇恨日本？
我奶奶，一位八十多岁故去的家庭妇女，是“著名学者”邱震海博士和“著名的政论家”马立诚先生口中所谓的“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份子。从我记事开始，她就给我们讲述当身处沦陷区时，碰到日本兵就必须下跪的屈辱；讲述她如何在武汉租界与沦陷区的交接处，亲眼目睹日本兵用刀挑了小孩，耀武扬威冲着租界里避难的中国人狂笑；讲述她和爷爷扶老携幼，硬是靠着双腿，从炮火连天的湖北走到四川；讲述在重庆每一次大轰炸后满街的残垣断壁、断腿残肢……她大字不识，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知识，更压根不懂什么国际关系，假使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她可能终其一生踏不出老家方圆十公里，没办法向象邱震海博士或者马立诚先生那样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理性”地“向前看”，抛开过去的种种记忆，所以她给我的遗训，是“永远不要忘记日本狗东西”。但有意思的是，从小接受这样“洗脑”的我，并没有打算“阔”起来后拿颗原子弹炸掉东京；甚至旅游时碰上日本“鬼子”遇到难题，我还很热情地伸了一把手——因为奶奶每次历数完日本人的种种残暴后，从来没有要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血债血偿，她忆苦以后紧接着的教导，一成不变地是要我“好好读书”，“国家要强大，才不会受欺负”；而进了学校后上历史课，讲到抗日战争，老师告诉我们“中日一衣带水，是友好邻邦”，“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普通老百姓分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了深重的灾难”……
遵照奶奶的遗训，我努力地牢记她和教科书讲述的这些东西，并且“充满悲情”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努力宣扬——我自认是个缺点太多的人，不过从来自豪的是自己最起码是一名爱国者，虽然在这样一个“岳飞已经不是民族英雄”的年代，这样做似乎“不合时宜”。
现在，抗战的硝烟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不少同胞争着在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工作，虽然他们中不少人的长辈就死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商场里摆着琳琅满目的日产电器，销路一直不错；街上流行的是“哈日”的风尚；我有位好友喜欢唱日本歌；而我自己喜欢上打排球，则源于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
然而，突然有一天，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说我是“不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了——因为我在日本警察跑到中国领土钓鱼岛把中国公民抓到日本后，在支持“禁止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轮轨技术”的决议上签了名；因为我在日本首相公然宣布参拜靖国神社后，理所当然地在亚洲杯所有有日本队参赛的球场上，对日本吹出响亮的嘘声，尤其是重庆，这个在抗战时期饱受日本飞机狂轰乱炸的地方……但我并不同意邱震海博士马立诚先生给我戴的大帽子，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仇恨”，事实上我理性得可敬：因为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赢得抗战胜利后，并没有象苏联占据北方四岛那样惩罚性占据硫球群岛——即使硫球直到清朝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我们甚至还放弃了国家赔偿，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在日本战败的情况下再要求赔偿，日本可能会重复德国一战失败后、因承担不住巨额赔偿而导致纳粹兴起的历史；我们没有追杀拿中国人做实验品的731部队成员，让他们无处藏身，这些双手染满鲜血的人，个个得以寿终正寝，至死少有成员反省原先的罪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接待过曾被定为战犯的日本首相……理性的中国人，最终把中国遭受侵略的责任归咎到自己本身，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