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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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家训（1）
同治十年，曾国藩于金陵督署中总结自己的修身之道，归纳四条，记入日记。
第一是“慎独”。曾国藩以为，能够做到“慎独”——即使一人独处、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保持和实行儒家的行为规范，才能使心灵达致“安静”境界。他认为，修身之道最难在于养心。心虽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恶，却不能实用其力为善去恶，这就叫做“自欺”。一个人内心深处方寸之地，自欺与否，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学·诚意》一章两次讲到慎独：如若果真能够好善、嫉恶，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中所讲的“自谦”，《中庸》中所讲的“戒慎恐惧”，就都能切实做到。曾子所言“问心无愧”，孟子所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不外乎此。能够“慎独”，则心怀坦荡、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心泰然，始终感到愉悦满足、宽平宁静。因而“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也是修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是“主敬”。曾国藩以为，能够“主敬”，则可致身体强健。他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做到了“敬”，则无美不备。“敬”的切近之效，尤在于“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重恭敬，则精神饱满；懒散随便，则松弛泄怠，这都是自然的反映。即便是衰朽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也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便足以证明，“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变得强健，又有何物可疑？
第三条是求仁。曾国藩以为，能做到“仁”，便可获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拥戴。他说，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讲，同出一源。如果只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那就违背了大本一源之道。至于享受优厚俸禄、高居人上的大官，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每日读书学古、粗知大义的文人，则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只知自我完善，而不知教养百姓，则大大辜负上天厚待众人的本心。儒家教人，最紧要的莫过于教人“求仁”。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若想显达，首先要帮助别人显达。已成就事业之人，不担心自己能否成功，如同富人百物有余，不需外求。已显达之人，四通八达、路路畅通，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们谁不愿成就事业以致于显达呢？若能推己及人，使别人也能成功显达，则可与万物同春那样美满了。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将天下苍生视为同胞，宏援广济。惟如此，才算得上是“仁”，否则即有悖于“德”，有悖于做人的准则。如真做到这些，虽成事显达，却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有谁会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第四条是习劳。曾国藩以为，能够习惯于劳苦，则神仙也会钦敬。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安逸而惮于劳苦，自古至今无不相同。《无逸》这一篇章，推论到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亡，屡试而不爽。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便努力学习和实践，认真思考，居安思危，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一人没有收获，就应看作是自己的罪过。军兴以来，经常见到人有一才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受到重用，显赫于时。绝无才技、不惯劳责者，则受到唾弃，饥寒交迫而死。故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折。勤劳则有材，而为人所用；安逸则无能，而被人唾弃。勤劳则普济众生，神灵钦慕；安逸则无补于人，神鬼不佑。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最关键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立人达人”，将自己多年修身的四条心得，推及于家人。他对儿子说：“余衰老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警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这四条心得成为曾国藩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之一。除此之外，曾国藩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八本”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曾国藩在多种场合反复发挥和解说了上述修身治家思想。
曾国藩修身治家的思想，应该说基于其父祖。曾家是中国传统社会耕读家庭的典型。曾国藩继承了祖父、父母倔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们拙诚、仁孝、勤劳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家规家训在曾的祖父曾玉屏时已粗具形态。曾玉屏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家规：“男子耕读，女必纺织。”耕，是生存根本；读，乃入仕阶梯。耕读之家须以“读”求取功名，以“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曾玉屏要求家人须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曾国藩曾说：子弟之贤与不贤，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特别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他将祖父曾玉屏的家规，编成八句话：书蔬鱼猪，考早扫实；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并告诫家人：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后来，曾国藩将“八好”归结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后人戏称为“八宝饭”；又将“六恼”归结为三不信：不信者为“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曾国藩说：“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孝’之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就是读书。耕读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写照。所谓“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自唐宋以后，随着地主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于是耕读成为实现个人发迹、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耕，代表生存生活的物质基础；读，代表处世出仕的基本教育。除极少数外，但凡有一点条件的家庭，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弟（甚至包括女儿）读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入句。
蔬：就是蔬菜。曾玉屏说：亲手种植、亲手采摘的蔬菜，味道尤其甘美。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便可以无所求于他人。
鱼：“鱼跃于渊”，天机活泼，家中有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可见养鱼，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增加生气，使人感到生气勃勃，家道有兴。
猪：俗话说，猪的一身都是宝。养猪可食肉、肥田，年腊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体现了勤劳，所谓“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早起，强身健体，合乎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勤字之本即是早。起早贪黑，是勤劳的象征。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大多由妇女为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时屋前屋后，还要大清扫一次，以示万象更始。这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十分重要。
考：就是祭祀。祭祀祖先，尊祖敬宗，可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发扬整肃仁孝家风，使子孙树立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信念。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玉屏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可能独善其家。人与人，息息相关，一个家庭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便成怨府，迟早毁败。曾玉屏将善待亲戚邻里作为居家的法宝，经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
除“八宝”外，曾玉屏告诫家人要“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的“游医”，“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风水先生之类。曾玉屏不仅认为这些人以迷信幻术骗人不可信，而且认为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
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又将克勤克俭的治家经验汇为箴言家训，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
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之家风：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曾国藩在铭文中道出了曾氏家风传承、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第三章 治军
开军阀之先例（1）
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说是扶摇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从寒门进士一跃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这种情形至咸丰时期则迥然不同。
咸丰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状已随处可见。为振兴朝纲，咸丰帝晓喻群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奏云：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直陈皇帝“三大缺失”：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