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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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学者大多对曾国藩评价较高，认为其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苏同炳在其《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评价道：
“曾国藩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践履。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养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人心日偷，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国家危亡，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国家与人民的福分……”
王尔敏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固亦如常人者，而其深厚之学识修养，坚贞之志节毅力，则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带兵日久，历经折磨，迭遭倾挤，无不逆来顺受，忍辱含垢。经过长期奋斗，终能建立大勋，功名盖世。此种坚苦贞定之毅力，实为曾氏过人之长。用于当日官场，乃最有效之适应方式。”
百余年来，史家蒋廷黻对曾氏之评价可谓最为公允详尽。他说：
“曾国藩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
“现在我们要指出他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很多。足证中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百年来，后人并未忘记曾国藩，对其作出形形色色的评价。近些年来，社会上更是兴起一阵“曾国藩热”。这股热潮使曾国藩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
说不完，道不尽……
第一章治家
家情（1）
曾国藩的祖籍为湖南衡阳。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通常称为“始迁祖”）叫作曾孟学。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族中称为元吉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娶妻蒋氏（继妻刘氏），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曾国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岁时故去。
嘉庆十三年（1808年），曾竟希率全家十余口迁至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白杨坪即成为曾国藩的老家。曾竟希二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称其号为星冈公）是他第二个儿子。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族中称其号为竹亭公），次子早卒，三子曾骥云未曾生育。
曾麟书生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国藩在湖南衡阳的祖先数百年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始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第六世上出了一个地主，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曾元吉于清康熙乾隆年间勤劳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青定塘、湘乡大界等地置有土地、室庐，人丁也相对兴旺。然同其他家庭一样，六个儿子长大后，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全都平均分给了他们。只留衡阳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按惯例，每一个儿子分得的家产与其父所留养老产业的数量大致相等或略多一点。从曾元吉所留养老产业的数量，可知其诸子分得的家产不会太多，其经济状况各自重新归于中下等农民的水平。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他身后这四十亩田，由六房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后改为祀产。嘉庆年间，在曾元吉之曾孙曾玉屏（曾辅臣之孙、曾竟希之子、曾国藩之祖）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曾氏族长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议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于圳上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翌年，曾氏宗族又将曾元吉留下的靛塘湾四十亩田也“永为公祀田矣”。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
如前述，曾元吉六子中的二子曾辅臣只有一个儿子曾竟希。曾竟希在父亲去世三十二年后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自己六十六岁时，率全家十余口人离开与其他五房聚居的老家，搬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成为曾氏家族白杨坪始迁祖。白杨坪亦成为绵延五世、曾国藩离家出仕后魂牵梦绕的老家。此后，他多次在诗文中追忆此地：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
絮漂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曾竟希在六十六岁时能下决心离开祖居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偏远山村白杨坪，可推知他在原居地的生活不会十分安逸富有。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购买了白杨坪便宜的土地；一是他在原居地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故或日益艰难，方举家前往山区开荒谋生。
而从曾竟希次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的回忆中可知：曾玉屏少年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祖父曾辅臣过世时他已三岁，之后是一段“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的“少耽游惰”的日子。之后，显见其家生活每况愈下，以致乡亲父老讥责他浮薄浪荡，将成为败家之子。曾玉屏“立起自责”，卖马步行，从此终身天不明即起。曾玉屏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他三十五岁那年，正是其父曾竟希举家迁徙白杨坪，“居枕高嵋山下”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也就是说，嘉庆十三年后，曾国藩祖父曾玉屏跟随其父曾竟希在高嵋山下白杨坪开荒创业。高嵋山“垄峻如梯、田小如瓦”，生产生活条件均较艰苦。三十五岁的曾玉屏成为主力，“凿石决壤”，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然后耕夫易于从事”。他一早一晚浇地灌田，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禾苗露水以为乐趣。还“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过着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为他的子辈曾麟书等、孙辈曾国藩等耕读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世代务农的祖先，包括始迁湘乡、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均未发现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记载。直到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方得一窥以曾玉屏为代表的曾家在地方上的地位。
曾玉屏在地方上属头面人物。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他量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邻里讼争，他居间以解两家之纷，评理讲情，调解说合，摆酒吃茶，使之一笑散去。遇到“尤无状者”，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悍夫往往神沮”。所谓“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
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曾玉屏以筑宗祠置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
曾玉屏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组织的倡导者。曾氏宗族历来没有祠堂。曾玉屏“谋之宗族诸老”，为本支始祖、元明之际始迁湖南衡阳庙山的祖先曾孟学建立了祠堂，定于每年十月致祭；又“谋之宗族诸老”，为清初始迁湖南湘乡的曾祖曾元吉别立祀典，“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置圳上之田十亩，又将曾元吉身后四十亩田并为公祀田。这就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将虽聚居却散在的曾氏族人以共同祭祀祖先、共同管理和分享公共祀产的形式组织起来。
第二，曾玉屏是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人物。
曾玉屏在地方能够随时随地修桥补路、恤孤济贫；在宗族能够首倡筑宗祠置祀产，说明他与其父曾元吉迁至白杨坪后经过一段艰苦的开山创业、勤俭积累，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难得的是，曾玉屏为富却非不仁。他本人早年失学，未能读书博取功名，年既长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遂“引为深耻”，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且喜好“宾接文士”，与“通材宿儒”密切往来，对“老成端士”乃至一应读书人均“敬礼不怠”。
曾玉屏又重视搞好亲缘、地缘关系，“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帮财帮物助力。
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
以此，曾玉屏凭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的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换言之，曾国藩家自其祖父时起，即在湖南湘乡白杨坪拥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的祖先保持和传承着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
曾国藩曾祖曾竟希小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时，父亲给他一百文钱做零用。五月归来，他只用了一文，把九十九文原封不动交还给父亲。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在曾国藩初点翰林步入仕途时，对曾国藩之父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曾国藩进京离家时，侍祖父于阶前，请求教训。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说了一句影响曾国藩一生的大白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类警句式的大白话还有不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说的是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曾国藩从潜移默化到主动自觉地效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父母（1）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长媳不孚其望，果真产下男婴。夫人却开玩笑，佯告是“千金”。曾玉屏懊丧已极、如木雕泥塑之际，儿子曾麟书兴冲冲来报是男婴，曾玉屏喜出望外，立即大筵宾客。此时，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还在世，据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曾竟希惊悸而醒，正在琢磨此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