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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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纵观曾氏一生,“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是对其最好的评价。曾国藩办事认真,心思缜密,后期更是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他仅活了六十一岁,这与其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有很大关系。曾国藩晚年右目失明,仍不愿假手他人,坚持亲手批阅公文,递折奏事。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临死前一天才罢笔,而此前的一周他已深受病痛折磨,舌头僵硬,口不能语。
曾国藩以“勤”为生命之快乐体验,指出“习劳则神钦”。“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干;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为把“勤”字诀传之后人,曾国藩将居住之所命名为“八本堂”,教育后人要戒骄戒惰。这八句话是:
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曾国藩教导子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多次提到:“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可忘竹山凹施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什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声誉鹊起,成为其时第一名臣,连同治帝都不得不承认:“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此种形势下,曾国藩益求自律,遵从一“谨”字。平定金陵后,湘军军纪大坏。加之曾国藩功高震主,遭清廷猜忌。咸丰曾下旨,取金陵者封王位,但等曾氏兄弟攻取金陵后,只得到侯爵封赏。曾国藩审时度势,果断下令裁撤湘军。湘军裁撤后,许多士兵加入秘密会社哥老会。湘乡乃湘军首倡之处,哥老会成员也众多。曾国藩兄弟发达后,他十分忧虑家人骄横,屡次写信回家,告诫族人万不可依仗权势,横行乡里。但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在家中主事的是他的四弟曾国潢。曾国潢藉大哥、九弟威望,对镇压哥老会“会匪”一事颇为热心。保护地方本无可厚非,然曾国潢往往借剿匪之名打击异己,将平素“憎恶”之人以“匪徒”名义交官治罪。湘乡县令熊某哪敢得罪,曾国潢交代的事他一一照办。有一次曾国潢送来五十余人,要求全部杀头,熊某只好依从。熊某笃信佛学,不忍心杀人,故每次见到曾国潢时都垂泪不已。有人问他何故,他答曰:“曾四爷又要藉我的手杀人了!”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未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十六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皆以曾氏族人为恨。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亲亡故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曾国潢杀人逞凶、遭民怨恨之事。曾国藩怒不可遏,本想狠狠教训四弟一番。然而他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四弟照料,且父亲尸骨未寒,甫一回家便责骂四弟,未免不妥。这天中午,他向夫人要了一锥子,等曾国潢睡午觉时,曾国藩用锥猛刺四弟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至今湘乡的老年人提起曾国潢,仍对其做的善事津津乐道。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表弟江庆从家乡赶来,希望能在城里谋份差事,以免乡间劳作之苦。江庆是曾国藩五舅独子,五舅对他可说是恩重如山。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缺少路费,五舅将自家耕牛变卖,为其凑足盘缠,才有了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况且曾国藩乃爱才之人,于情于理都应留下江庆。曾国藩将表弟安排在身边,交办一些上传下达的闲散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曾国藩发现表弟尽管能力平庸,但办事认真,尚属可造之材。但不久曾国藩改变了主意,他发觉江庆在熟悉情况后开始飘飘然,其偏狭怠懒的弱点渐渐开始暴露。江庆经常打着总督表弟的旗号,在其他幕僚面前指手画脚,搬弄是非,造成很坏的影响。曾国藩与江庆同桌吃饭时,总是咬去米饭中未脱尽的谷壳,将里面的米嚼碎咽下,江庆则不然,直接挑出谷粒扔掉。曾国藩觉得表弟本为农家子弟,却尽沾染些游惰之气,不宜继续留在幕府。曾国藩亲自手书一联,告诫表弟“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送他作为置业本钱,将他打发回家了。
“整顿吏治”为方(1)
曾国藩身逢乱世,对当时吏治腐败有着深刻感受。他虽以平定内乱起家,却始终认为太平天国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吏治不清。“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内乱结束后,两江总督曾国藩明确提出,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内乱迟早会再次发生。曾国藩的吏治思想,主要体现为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制定的《劝诫浅语》。这成为后世为政者取法借鉴曾国藩政治资源的经典文本。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委员四条
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忱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
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袒,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他便听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甫一上任,他就采取一系列刚猛措施,“严立法禁,违者重罚”,着手整顿吏治,清理讼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国藩先后参劾知府、知县十一名,直隶政坛为之震动。五个月后,曾国藩又参革劣员八名。这些官员,皆为“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之辈,劣迹斑斑。裁汰劣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