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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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①
时代的强音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②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①②《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思想的必要。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t，Baron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①。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③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②③《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①。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①《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④了。
①②《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1919年12月1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号，1920年4月11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①何以要自杀呢？他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②瞿秋白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③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④。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⑥瞿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⑤⑥《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①。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