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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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
当时日寇已无兵力继续内侵，在占领湖南的岳阳后，就停止了进攻，日本人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如今长沙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的这一次杀人，实在杀得不够光彩。本来，焚烧长沙、搞“焦土抗战”的命令是蒋介石本人下达的，到头来却把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们给杀了头，实是不能服人。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交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让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直接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在解放后曾说过：“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叶悌执行。”
蒋介石预料敌情非左即右，日军本已无力南犯长沙，而他却以为敌必攻长沙，慌慌张张下令烧了长沙，却又嫁祸于部下，杀替罪羊以平民愤，实是不够“中正”。
武汉失守后，抗战第二阶段开始。陈诚曾有概述：
“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g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加强战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敌军，牵制其大部兵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率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领导的后方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反共”的口号引诱国民党，并辅以少量的军事进攻相威逼，期以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3．汪逆叛国内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汪精卫就公开宣扬：“战必大败”，积极主张对日投降。他是个权欲狂，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然而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屡处下风，忖度在独揽一切的蒋介石手下，永无出头之日。因而想通过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于1938年7月，派亲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会谈，商定由汪精卫出面“交涉和平”，“收拾时局”。
1938年 11月中旬，高宗武与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潜赴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腾芳男，在江湾重光堂密商对日和谈的条件与推进办法。经8天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协议记录》。
26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高宗武则留在香港，居间联络。
当时，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开了六七次会。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国民党内，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共产党所乘。再则，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我等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则为安危担心：“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本人压众：“汪先生离渝，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本内阁确定。如不烙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附和道：“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咂咂嘴：“与日本人的交道，是不大好打的，当年日本副领事藏本明明自己走失，其大使却向我这个外交部长要人，一日数次咆哮汹汹，回想起来不免心有余悸。”
一心想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如果不是一心想当中国最高领袖的政治野心，以及陈璧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极力怂恿，他或许可能迷途知返了，最终决定不去跳火坑。
决定叛逃之后。汪精卫慌忙作出逃准备，他召集群奸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即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会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龙云当时是云南省主席。“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又是陈璧君满脸得意之色，介绍了拉拢龙云的经过。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将云南地方部队调往前线，以抗战为名达削弱龙云势力之目的，龙云深为不满且与之矛盾日益加深。汪精卫利用矛盾，对龙云极力利诱拉拢。不久前，陈璧君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两度赴昆明视察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个旧锡矿及提供军需费用。她又有意无意流露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在中央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当时陈、龙二人一唱一和，愤满之情达于极点。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中央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
对于如何走法．群奸议决：以分散出走为宜。具体安排是：梅思平日内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于5日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系四川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于19日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18日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中央党部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君子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他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他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10日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中人物，自然守口如瓶。
9日那天早饭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汪精卫拿起一听，传来了蒋介石的文胆、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的声音：“蒋委员长已从前线回了重庆……”
“啊？！”如遭五雷击顶，汪精卫脸色倏变，然而他立即镇静下来，“啊呀，外边汽车发动，听不清楚，你讲大点声。”
“委员长回来了，要汪先生下午2点参加会议。”陈布雷提高了嗓音说。
“知道了，我准时出席。”汪精卫放下听筒，用手背抹着额头的津津冷汗。随之将蒋介石回渝的事告诉了妻子陈璧君。
陈璧君一听也慌了手脚，武汉失守以后，老蒋一直在前线视察，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