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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蒋氏家族全传-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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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国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的新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5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 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相继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三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他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满嘴的“反共”语言。而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制军装,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 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主宰全军,实权在握,仍然是大权独揽。而名义上“主持政务”的汪精卫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就没有了实权,因此,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这样,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实际上的蒋介石独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改的情况下,独裁后的蒋介石得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继续对工农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史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间可也。”
  1930年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巢匪”总指挥部,以韩复菜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近为督办;在湘鄂西的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
  1930年11月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江上下游,限五十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有延误。”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误人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被)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人赣“协剿”。早在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二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浪,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12月20日改称为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谐,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二个团)。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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