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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蒋氏家族全传-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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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家的恳切挽留,致使毛氏命丧溪口,使蒋经国遗恨终生。
  4.“以血洗血”
  1939年12月12日下午,武岭头天气晴和,刘溪如练,远山如黛。溪口镇一片祥和宁静。午后二时,忽然从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人们举头仰望,见是6架飞机隆隆而来,却都未以为意,更不曾想到这是从宁波方向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在此之前,溪口人对飞机是有过一次绝无仅有的“见识”的。那是1936年秋天,溪口上空一下子飞临了16架飞机。这些飞机在溪口上空盘旋表演,以机后喷出的尾烟排成“大寿”二字,极为壮观那是为蒋介石庆贺50大寿而举行的“献机祝寿”活动。对飞机的认识,溪口人仅此而已。
  今天这飞机又是来干什么呢?人们不知道,于是一齐仰头观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6架飞机在天上歪一歪翅膀,下了一连串的“蛋”。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一霎时,溪口古镇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人们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这才明白是日本人的飞机在扔炸弹。毫无防空知识的乡亲们乱了阵脚,在家里的人拼命往街上跑,在外面的人则拼命往家里逃,溪口古镇人喊马嘶,哭声一片,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日机轰炸持续了大约15分钟,溪口镇成了一片火海,文昌阁被炸塌,丰镐房周围的民居在燃烧,到处都有不幸受伤的人在呻吟、挣扎……
  蒋家祖宅也许真的如风水先生所言,是一块“风水宝地”,也许日军轰炸是有选择的只炸溪口,算是对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政治立场变化的一点威吓式的惩戒;但不炸蒋家,也为日后万一出现日蒋合流的政治局势预留一点回旋余地。总之,不知何故,在溪口镇一片火海、满目疮痍的惨况中,唯独丰镐房毫发未伤。蒋经国在溪口时,已经命人修筑了防空洞,日机临空投弹时,只要丰镐房的人及时躲进防空洞,至少是不会有人员伤亡的。可惜,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在日机盘旋寻找投弹目标时,都吓得魂飞天外,早把家里有防空洞的事忘记了,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毛福梅上了点年纪,腿脚有病,行动已经极不方便。就因为有腿疾,早在几年前她就把卧室安排在丰镐房后院的平房里,平时根本不走楼梯。当敌机投掷炸弹,大家出逃时,她忽然想起忘记拿房门的钥匙,又急急回身去取。取回钥匙,在教授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的搀扶下再次逃出后门,刚走到后墙夹道处,炸弹便在她们的附近落地开花了。
  一场历时15分钟的疯狂轰炸,日本帝国主义在溪口镇欠下了一笔世世代代也还不完的血债。单只是丰镐房内,就有一男一女两名仆佣当场被炸死;帐房宋涨生头部负了重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含恨而死;还有一名女佣被炸断了一条腿。
  轰炸过后,乡邻们到处都找不到毛福梅和董老师,大家以为她们被轰炸吓昏了头,也许是躲到亲戚家去了。于是乡邻们立即分头寻找。找了两天,附近所有的亲戚家都找遍了,仍找不到这两个女人的影子。人们慌了手脚,只好报告县政府,又由县里转报省政府。
  日机轰炸溪口的当天,远在江西的蒋经国突然收到一份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使蒋经国如五雷轰顶。蒋经国的司机毛宁邵回忆当时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蒋经国恨不得长翅飞回老家。他立即告诉我说:明天就走。还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误行程。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钧和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马骏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的速度,有如风驰电掣,像闪电般地前进。我们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行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十一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问,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汽车一停,蒋经国连打招呼也来不及,就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他几次晕了过去。
  当初得到毛氏失踪的报告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立即派秘书曹仲鳞驱车奔赴溪口。曹赶到时,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三人见面,立即碰头了解情况,商议办法。经分析,有人认为后墙夹道倒塌处的瓦砾隆起异常,怀疑有人被压在下面。三人决定雇请12个民工进行挖掘,并点上汽灯,连夜工作。瓦砾被挖开了,终于发现了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被炸得不知去向,另一具尸体即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多半是被瓦砾压破的。有人认为,以毛氏的伤情来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她被压在里面,多半还是可以救活的。
  毛福梅的尸体被停放在殿内。按当地民俗,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内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中规矩,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某,也不得违规。所幸毛福梅生前信佛,与佛殿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尸体就放进了这里。关于毛氏被炸死的经过,唐瑞福的回忆似更详尽一些:
  令我悲痛的是,193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二)上午,日机六架飞到溪口滥施轰炸,毛太君不幸罹难了。那天,我正在蒋家老祠堂为蒋国如娶媳妇帮忙做帐房,上午九日左右警报响了,我就把收到的贺仪一百二十元封好,交给主人后离开,想到街上自已店里去看看,走到墙弄时,看见飞机上有炸弹投下来,连忙往外逃,与从任家上来的蒋连生儿子章行互撞,都跌倒在地上。我爬起后,向外急去锁门,以后就不知怎样了。有人说看到毛太君坐轿子到肖王庙去了,也有人说到岩头去了,还有说到石缮去了……
  这时丰镐房后墙弄有堵墙已倒坍,许多人从瓦砾上来来去去,哪知毛太君即葬身在瓦砾堆中呢。直等到去外地寻人的都回来说毛太君没有去,大家才开始从近处找,怀疑到这个瓦砾堆。后来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连夜点起汽油灯,发动许多人把瓦砾扒开,果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中了弹片又被倒墙压死的。遗体寻到后,暂时停放在佛殿内,立刻发急电向赣州经国告丧,经国闻讯后便和方良、爱伦乘汽车连夜往回赶,两天之内赶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亲遗体前号陶大哭,痛不欲生;他自15岁去苏联多年,回国后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别,怎能不叫他悲痛已极。当时他立誓要报杀母之仇,写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亲罹难处立石纪念。日军侵入溪口后,取走了此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民党奉化县学部书记王恩本摹写了一块石碑,此碑现存放文昌阁小洋房内。
  帐房宋涨生同时被炸死,经本周运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荐,我接任了涨生的工作。经国要为母亲造墓坊,请了多位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我先后陪过十三位风水先生到溪口四处看,都没有合意的地方。有一位杨寿棋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那时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养园,满处是大松树和大樟树,环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经国建议:不如就近安葬于此。经国同意了,就让母亲安葬在这块地方。
  在毛太君生前,我虽未进入丰镐房做帐房,但承她信任,丰镐房有什么大事我都去帮忙。她待人接物平易可亲,周到细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经国接到毛太君罹难电报,从赣州乘轿车日夜兼程赶回家来,一下汽车便奔到灵前,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但在悲痛之余,他处理各事仍有条不紊,我很佩服。
  这里,蒋经国千里奔丧的细节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机毛宁邵说他“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而唐瑞福的回忆则说蒋经国“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为确。但无论怎样,蒋经国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实而且强烈的,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
  蒋经国抚尸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将他救醒。蒋经国被救醒后,仍然跪在地上悲号不止,直至再次昏厥。这大约就是毛宁邵所形容的“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蒋经国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舅妈张定根和义姨母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在毛氏灵前哭得声嘶泪干,这时被蒋经国一哭,重又勾起伤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灵堂内外哭声四起,溪口山水为之失色。
  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丢弃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曾打算把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见。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天负责上香洒扫。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病。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怀。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葬大事。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小。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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