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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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家人在哪里？　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　我们决定：苏珊和孩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莱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十七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当时，我没法明白为什么乔琪遭到逮捕。很长时间，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因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绝对可靠的，而且这些人显然都没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个口袋里有那么几行字。直到战后，我们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我并不知道乔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奥对没有接上头这件事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足够引起我加倍警惕了。盖世太保就在这一带兜来兜去，我必须停止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这一天已经很晚，不可能认真考虑干些什么事了。我又重新游荡，眼睛寻找着还开门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德国人专用店”，这是专供德国国防军用的窑子之一。
　　过去，不止一次，别动队的人曾对我谈到他们在香什里舍区光顾的这种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四、五个钟头。人声和饮酒作乐的歌声从屋子里传出来。醉醺醺的大兵忘记了战争，沉迷于这种有意安排的淫乐中。他们烂醉如泥，根本不注意我。至于姑娘们，她们的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给战胜者解闷。在她们看来，我只不过是那些德国鬼子当中的一个罢了。于是，我老实不客气推开门，走进去。我避开了客厅，那里一片喧腾。我请女主人把我直接带上楼。房间的陈设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店里的一个“女职员”走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我；“呆半个钟头，还是过夜？”
　　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细节……半个钟头太短了，不能让我充分利用这个栖身之处。因此，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急，可以拿瓶香槟酒来，让我们愉快地彼此认识认识。我的“女伴”马上照办，拿了酒来。我开始喝酒。但是，我刚喝完第一杯，就觉得天旋地转，好象失去理性。我艰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和衣倒在床上。那姑娘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半个钟头过去了，我才慢慢清醒过来……才明白我在什么地方。
　　那姑娘安静地，耐心地看着我半睡半迷糊的，等着我醒过来。我重新站起来，我们又继续聊天。她很清楚我是个特别的客人，不是来参加这种地方节目单上所安排的表演的。
　　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　你到旅馆去不比这里强吗……你害怕什么吗？　……你一点也用不着怕。请看，宪兵从不到这里来。你想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这儿比别的地方更安全……”
　　我回答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怕的。我把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给她看。但是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不相信；于是，她给我讲述到这窑子来的德国军官没完没了的事。我想顺便指出，潘维茨之流应该考虑到告诫他们的姑娘说话小心些。我从那儿了解不少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所谓“高涨”的士气。在这1943年底，德军士气十分低沉，就象他们在楼下喝干了的那些酒瓶瓶底！
　　早上五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宾至如归的地方。我问那个姑娘我该给她多少。
　　“不，”她对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挣这些钱。”
　　“拿着吧，只是为了友谊。”
　　她最后还是接受了。同我话别时，还叮咛道：“当心啊，不要在街上磨蹭！如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我这里，我这里是安全的。”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想，一个战士是不会在这种地方长久休息的！
　　10月18日。接连第四天，我又开始流浪，到处徘徊，始终不晓得应该走哪条路。我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碰巧走到哪里便到那里。就这样，走到了一幢楼房前面，这是马尔塞．德阿的亲纳粹党党部。这个时候，我记起了德阿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发表在他办的《事业报》上，题目是《为但泽而死》。这个前社会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