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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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
而南洋联邦再度送上的大礼令新中国领导层感到了棘手，用毛泽东的话说，那就是“人情越欠越多，将来是很难还的”。大庆，这个很快就要被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油田，被黄历很适时地将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这个礼送得巧，送得恰到好处，送得你没法拒绝，送得不费自己半点力气。
对于黄历来说，与新中国建交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并不是害怕美国，而是在国家利益最大化方面的考虑。与新中国的经贸始终在进行，又有了沟通的渠道，建交对于南洋联邦来说并不迫切。而且，距离美国和中国出于国家安全这一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而走到一起的时间，还早得很。对于南洋联邦来说，在越南问题上，还需要美国佬的大力帮助。
而供给新中国橡胶和橡胶制品，黄历与艾森豪威尔打过招呼，阐述过自己的理由，并且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谅解。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内部被称为“楔子”战略，即通过打压和遏制迫使中国与苏联分裂。但现在看来，这种战略反倒有可能使中国与苏联联系得更紧密。同时，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挫败，也使他开始转变着头脑中的思想。
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动乱，证明了所谓的“世界上任何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的理论是极端错误的，并且会给美国带来更强烈的反对。
一九五八年七月，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
这情况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正式邀请美国出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虽然这与他的主义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助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
美国出兵贝鲁特并没有改变什么，夏蒙还是倒台了，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
这个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因为它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
第226章 解冻的迹象
当杜勒斯这位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永世长存的外交家因为癌症而躺倒在病床上，专心致志地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时，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
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四十二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
但这些都不过是外交辞今，杜勒期在病床上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对那些能够察辩各种征兆的人来说，心中都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会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写道：“杜勒斯的握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没错，杜勒斯已经属于过时的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地说教和过份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的突飞猛进而过时了。
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认为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的领导人已经准备好迎合这类建议。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不排除”俄美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说改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须去做，因为热核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现在，不同于杜勒斯那照例的僵硬的答复，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副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也想要解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冻，我们大家都终将被冻结在只有靠核弹才能炸开的坚冰之中。”
东西方的缓和渐露曙光，但道路还很坎坷，反复也在所难免。等到美国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临终前的守护，发表公告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日7点49分（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溘然长逝。”特别国务卿克里斯李·赫脱己在执掌国务院工作。他最优先处理的是关于柏林问题的令人厌烦的一连串危机的最新发展。
对于赫鲁晓夫发出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个谨慎的声明，宣称如果在柏林发生开火事件，那就会是“要阻止我们履行义务。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武力打进柏林。我们说我们只是将继续履行我们对那里人民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受到阻挠，那必定是别人在使用武力。”
杜勒斯一进坟墓，事态就以简直有些过份急促的势头发展开来。几周后，苏联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率领一个俄国官方代表团到纽约为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展览会揭幕。六月，艾森豪威尔亲自函邀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以此作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
而就在美国国家展览会上，尼克松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奇特的交锋，象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而不象辩论，双方都力图给观众以比对方更为平和的印象。两个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美国副总统在辩论上得分多一些，但是赫鲁晓夫却显得热情奔放、直截了当，而且也许显得更适合他所承担的角色。尼克松显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酌人，赫鲁晓夫则象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宽容了尼克杜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对他访美的邀请。他以他那假装坦率的态度说道：“我准备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无害于人的。在古时候，人们进屋谈判和平时，总把他们的武器留在门厅里。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磨刀霍霍。”就这样，他悄悄撤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
相比于美苏关系缓和关系的一系列举措，南洋联邦在享受着战后的经济繁荣时，外交政策也在进行着调整和快速发展。六月十日，巴基斯坦被接纳为亚共体的成员国；六月十五日，与苏联进行首轮建交谈判；六月十八日，接纳沙特阿拉伯为亚共体成员国；六月二十日，南洋联邦宣布承认新中国。
“在迫于中国的壮大而不得不承认它之前就承认中国，才是明智之举。”黄历对此向美国政府做出了说明，“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世界上缰土广阔、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事实上的存在，从地区安全上考虑，与中国达成谅解，对我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以其拥有的资源和人口优势，无疑将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巨人。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推着这个世人将苏联靠拢，而是应伸出手来，将他拉出苏联的控制。是的，我在此重申，我们的共同目标并没有改变，而且应该更加统一，调整外交政策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确保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即使成为巨人，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他不一定亲西方，但绝不能亲苏联。”
第227章 投石问路
承认和建交不是一回事，两者说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可以一拖再拖，耽搁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此时黄历决定承认新中国，并不意味着建交工作已经提上了日时议程，而是表示出一种姿态，以便与新中国建立起通邮、探亲、互访的渠道。
选择这个时候宣布此事，黄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科研机构的最新进展，原子弹将提前一年的时间制造完成，也就是在一九五九年便可以使南洋联邦成为核国家。如果在原子弹试爆之后宣布外交上的重大事件，很可能令人产生不好的印象，好象是南洋联邦的腰杆硬了，可以自行其是了，可以露出真实的面目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南洋联邦此举也是在投石问路，试探一下有缓解迹象的东西方关系到底处于何种阶段。同时也在消除一些国家的判断，认为南洋联邦是没有独立主见的，是美国的跟班。
当然，黄历对此是不必担心的。因为按照西方现代国家关系的思维逻辑，维持现代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发生分裂，除非国家利益发生重大冲突。
半个世纪以来，在冷战期间，西方盟国内部没有战争，没有发展到武力冲突的地步。美国与法国、日本、英国、韩国都有矛盾，有时候吵的不亦乐乎，但最后都能在谈判的平台上解决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却令人深思，一好起来就不分你我，一吵起来就甚至会动武，几乎没有谈判的余地？只能说社会主义同盟内部国家关系当中运行的政治准则，它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果然，美国虽然表示了缓和的意愿，却对南洋联邦外交的这一大步感到不妥。在苏联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完毕的副总统尼克松推迟了越南王国的访问，从莫斯科直飞坤甸，与总统黄历展开会谈。
“总统先生，虽然目前东西方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但一切还都要看日后的实际行动。”尼克松没有露出不满的神情，而是用一种劝告的口气说道：“贵国的外交政策调整得过于迅速了，这未免有些过于轻率。根据我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赫鲁晓夫是个好战分子，他正用国民的幸福为代价拼命发展火箭技术。作为苏联的最为有力的盟友，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我们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为好。”
“包括贵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及其曲折的历史研究得很不够，很多人既不信任又害怕中国，认为它是神秘的、郁积着闷火的红色东方巨人。”黄历很平静地解释道：“而对于戴高乐的观点，我是表示赞同的，因为中国如此之大，如此古老，并受过如此多的欺侮，所以打压政策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但同样对中国有深入研究的赫伯特·胡佛却给了我相同的忠告。”尼克松说道：“他说，我们不应与中国人交往，因为他们嗜血成性。当他叙述他作为一名青年工程师于一九零零在中国的经历时，他明显地流露出了不寒而栗之感。义和团暴动，一小部分狂热地反对西方剥削的人掀起了可怕的暴动骚乱。胡佛夫妇清楚地记得，那时在流经他们居住区的河面上，漂浮着数以千计的尸体。”
“对于义和团暴乱，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黄历沉吟了一下，说道：“但时间不同了，我相信那种可怕的情景不会再出现。”
“我们现在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不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所以才需要谨慎一些。”尼克松说道：“中国目前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贵国的援助和投资。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和外部世界交往过程中，理解对方和让对方理解都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错位和屏蔽。”黄历不想再与尼克松就这件事情进行讨论，作出了缓和的姿态，“我们认为，在我们主动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想让人家看到什么样的结果，人家就能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显然，这有些一厢情愿了。比如说贵国看到的以不是这个结果，反而从另一个方向去想。”
“不是另一个方向，而是结果难以预料，所以才要谨慎小心。”尼克松纠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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