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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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1967年初当共和党的圈内人正议论纷坛地筹划该让谁出来做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时,支持洛克菲勒(当时为纽约州长)的和支持尼克松(当时在纽约当律师)的两派声势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钱也有势,但有些共和党人认为他走的是比较靠左的中间路线,不可能得到南部与西北部较为保守的选民的支持。尼克松论钱论势都不能与洛克菲勒分庭抗礼。但自从他自加州迁居到纽约之后,他也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大有可为,愿意做他的后台,帮忙他招兵买马。另外还有一人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当年的密西根州州长乔治·蓝尼。蓝尼于1959年被选为密州州长。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汽车公司的老板。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摩门教会(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1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的夫人萝莲与我交情颇深,他们俩夫妇都曾多次到我家来。我很喜欢萝莲蓝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杰出女性。她也曾竞选过参议员,1966-1968年间,她全心全力支持蓝尼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方面,一般推测都认为约翰逊会再竞选连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党人大都支持约翰逊,但有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与约翰逊挑战,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个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麦卡锡是反战最力的,他自名为和平使者;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人间的磨擦。是美国报界经常讨论的新闻,所以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问鼎总统宝座时,大家并不惊奇。
但这场政治战的前前后后都与越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约翰逊在1968年3月底那戏剧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在党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给了副总统韩福瑞,这就是因为受了越战的影响,这份压力实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战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势,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与其竞选失败,倒不如急流勇退。后来许多他的亲信又说他的引退是因为健康关系,这只是面子问题而已。不过约翰逊对美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的斗争继续进行,蓝尼州长自越南方问归来后不久,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洛克菲勒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后,不久又在当年早秋宣布无意问鼎。罗伯特·肯尼迪是在为翰逊未宣布弃权时就宣布竞选的,这对约翰逊固然是挑战,即在党内而言也有点越俎,很不幸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昙花一现。他3月出山,声华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矶大使酒店演讲完毕,和他的侍从绕道从酒店的后门(厨房的过道)准备离去,就在那一刹那间,一个名叫沙哈的青年举枪袭击了他。那时群众还未散去,在一场混乱中救护车把伤者抬出去,但已太迟了,又一个肯尼迪死于枪弹。死时还未到50岁,遗有一奏和9个子女。
现在再看1968年的后半期。
在这后半期美国总统竞选已到了白热化。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推出韩福瑞为总统竞选人。
7月共和党在迈阿密开大会,选出了正副总统竞选人,他们是尼克松和安格纽。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国总统,许多人对他成功的议论各有千秋。
但有两个重要关键,可以说直接或间接成全了他做白宫主人的愿望。一个是越战的打打谈谈;一个是越南领袖阮文绍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说来话长,现在只好先从尼克松说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记上记着以下数点:
(一)尼克松约我去纽约会谈。在办公室内只我和他两人私谈。
(二)办公室会晤一小时余,讨论下列事项:
①他告知我他已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②请我在其竞选活动中帮忙,并负担一项任务。
③要求我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提供他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
④请我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越南总统阮文绍。
(三)当天下午自纽约返回华盛顿,参加约翰逊总统夫妇为韩国总统朴正熙夫妇所设的晚宴。从白宫回到家之后,又接到朴正熙总统自其下榻的布莱尔宾馆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赴他处一晤,我请好友汤姆士·葛柯伦伴我一道前往。我们谈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时30分才告辞出来。
现在,再回到我与尼克松的会晤,在他办公室,我提出几个问题和他讨论。他认为越南问题将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因此急于要听取我对越南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问他:“尼克松先生,你若当选,对结束越战有何计划?”
他说:“如果我如愿以偿获得提名,我希望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接着问:“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他回答:“我需要对越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从约翰逊政府或国务院处获得完整的情报。
至于你,经常演讲亚洲事务问题,又得亚洲首领的信任,在这方面,一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确情报,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势,然后才可以讨论怎样对付越局。”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到越南去会晤阮文绍?”
他答道:“愿意,我实在需要和他面对面地谈一谈,我从未见过他。”
我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先派一组精选的国会领袖到越南去,然后再计划与阮文绍会晤,这样你可以有时间研究全盘局势,越南战事实在比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听到的,要复杂多了。”他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问我:“你认为这个代表团该由谁来率领?”
我推荐德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尔(Tower)及前任大使希尔(Hill),两位都是共和党资深党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人选都甚恰当,并嘱我继续进行此事。
我接着告诉他,我将有一趟亚洲之行,他建议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分手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帮我忙。”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帮他这个忙把我害得好惨,而且惹来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电话给我,与我谈他的竞选活动。电话是他亲自打到我家里来的,后来我在亚洲时,他要我尽速把事情处理完毕,返回美国,因他要再见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请我帮忙,我呢,则以很严肃的心情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为了多了解尼克松这个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梦洛拜访我的好友州长詹姆斯·诺尔(James A Noe1)。我有许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