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序——写于《春秋岁月》出版前

　　中国妇女出版社马上要编印我的自传《春秋岁月》。他们要我写一些关于我几年来对于中国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想，这是相当有意义的。我今日有所成就，不得不感谢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和教授。他们对我的指引是无尽的。我的教育全部是在中国完成的。

　　我父亲因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家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聘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低，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的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在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叫我们姊妹6　人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由于我没遵父命去美国学习，父亲甚至用停止供应我的一切费用相威胁，但我还是坚持己见。这里故然有我不想依附父亲、想独立、想试一试自己能力的目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吸引。

　　中国给了我什么？

　　自古以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中国人最高理想，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是于高无上的原则。国富才民强，先国后家，是中国人的传统。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和读到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唾弃卖国贼秦桧的故事。岳母一针针刺字在儿子身上，一字字却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千百年来，岳飞墓前的秦桧作为卖国贼的耻辱，也铭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中华民族每个步伐，都生动地说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蹂躏和军阀混战之苦。这种痛苦，我是经历的。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家举家流亡香港。没几年的功夫，1941年12月，在香港听到连续十多天的日本侵略军炮轰的声音，随之我们学校有许多处都被炸了。

　　在父亲不在我们身边、母亲又去世的情况下，我们6姊妹冒着被炮火炸伤的危险，互相联系，互相看望。12月24日圣诞前夕，日军占领了香港。

　　日军侵入香港后，杀害无辜，有许多妇女被日军强奸后又被杀死。她们的父母加丈夫，面对日本兵的枪口，毫无办法解救他们，怒不可遏，痛不欲生。在桂林，日本人将七星岩两个洞口封闭灌入毒气，使近万名中国人丧生。枪杀、强横、惨无人道是二次大战时日本侵略军的惯例。

　　我体验了弱国被欺、被凌的苦楚。我赞佩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崛起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当时，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同姐姐带着小妹妹们随着流亡的队伍，跋涉几千里，从香港辗转桂林到重庆，终于逃离了战火、瘟疫、土匪、死亡，来到大后方的昆明。在我们与美国的父亲取得联系后，父亲命我们姊妹6人立即去美国学习，只有我拒绝了。我不能在祖国受难时离开她。我要工作，我要尽我对祖国的责任。

　　1980年12月，我接受了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做为里根总统的代表访问了北京。这是我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首站是我的出生地北京。当年的北京，没有如今那么热闹，车和人也不如现在那么拥挤。一转眼，又快20个年头了，这期间世界发生了数不尽的变化，我的祖国也有数不尽的变化。中国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历经了无数考验和挑争中取得了认同，这是可喜的现象。在21世纪来临之前，我们对祖国有更多的期盼与祝福。

　　今年7月1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150年的耻辱，将在这一天扫荡。香港的回归，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切盼。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骨肉的团聚、祖国的繁荣，时时敲打着我的心。我不自命为勇者，我只想尽我的微薄之力，作振兴祖国的沧海之一粟。

　　还在台湾蒋经国先生在世时，在勇向他提出“很多从大陆来的人已垂垂老矣，离别大陆亲人40多年，他们的长辈也七老八十了，如果再不让他们回家看看，可能再也没机会了，这在历史上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蒋先生答复此事可以研究。后来，我又向邓小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方面的考虑是积极的。此事，最终取得了台湾往大陆探亲开放的结果。至今，已有百万计的台胞与大陆骨肉团聚。台胞利用到大陆探亲的机会，考察了投资环境，进行了商务活动。1989年12月，我首次组织了一个包括台商参加的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经济贸易考察团。

　　我认为这些落后地区改进的第一要务，长远看来，应该是教育。我以我的经历得出这样认识。因此：10年前我就本着抛奖金，每年教师节颁发奖金和奖状给杰出、优良的教授和教师。这个项目从广州、佛山、合肥、上海、武汉、南京、吉林、长春、沈阳到南昌和吉安教有所发展。我还自乘火车到湖南的芷江，捐款重建日本在湖南芷江宣布投降的原址：受降城。那是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的纪念年。

　　教育不仅仅取于课本知识，自然那是根本的和基础的。教育还须有另一项内容，就是鼓励、教导人们对国事的关心和关怀。在今日世界范围的经贸竞赛的长跑过程中，许多人也注重到了有些年轻人对于国事迷茫的现象。我想这是因为大家对历史的淡漠。但不知历史又怎能了解国事？

　　对国事无知又如何爱国？这一切岂不是也和教育有关？教师和教授是负责教育下一代的舵手，假如众人轻视这项工作，那么他们又怎能有心情专注教育下一代？为此；风呼唤国人尊重教师，关怀教授，奖励教师。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我为教师节特地写了一首《教师颂》，现在广州已把此词作了歌谱，定为教师节歌，沈阳、南昌、吉安、吉林也在唱。对此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安慰。

　　　　　　　　　　　　　　　　　　　　　　　　陈香梅于美京华顿

　　　　　　　　　　　　　　　　　　　　　　　　1997年4月

　　

　　






春秋岁月第一篇　人世间






第一篇　人世间

　　　　　　　　落叶片片

　　　　　　　　带来了

　　　　　　　　是旧恨？

　　　　　　　　是新愁？

　　　　　　　　你若是悄悄地来，

　　　　　　　　为何不悄悄地走？

　　　　　　　　　　　　　　　　　　　　　　　　——《落叶》

父母的婚姻

　　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国北京有名的协和医院出生的。当时的北京还称为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定都北平后，才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

　　祖父是商贾，年轻得志，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在任时认识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于是两人相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姊妹。其后陈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分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13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而父母年轻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然后自广州到古巴。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亲自告诉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到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遇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卷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过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姊妹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者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