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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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萨特不断出售土地以还清债务。他和父亲一样毫无商业头脑，不知道梦想与现实的界限。他的律师和地产商合伙坑骗他。病困交加中，他离开萨克瑞门托，在墨西哥一个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陈述，说明他和父亲是怎么上当受骗的。它六十年后得以发表，描述了淘金热中那些肮脏的交易，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老萨特去华盛顿告状，想索回被剥夺的土地，并试图得到因当年帮助移民的某种补偿。这位殖民主义的冒险家，离开加州时一名不文。他和家人定居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这场官司旷日持久。一八八○年六月十六日，国会休会，并未通过萨特法案。两天后，他死在国会山附近的小旅馆里。六个月后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
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萨特的遗孀带女儿到萨克瑞门托。小萨特的女儿写道：我和母亲作为墨西哥革命的难民回到萨克瑞门托，这实际上由我父亲创建并得益于他捐赠公园的城市，不仅没有对我们的某种认可，甚至可以说对我们关上大门。
十四
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从纽约来伯克利开会，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离金门公园不远的住宅区，相当僻静。G长我一两岁，小个儿，蓄着胡子，说话快，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诗人，雍容大方，有一种难捉摸的美。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陈设简单，有一种匆忙的痕迹。原来他们刚搬家，书还没来得及拆包。聊了一会儿，我们去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吃午饭。G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以及他翻译的D的诗集。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G的电话，他们夫妇来戴维斯朗诵，约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饭馆见面。由大学请客，连主宾带学生外加我们跟着蹭饭的，满满一长桌。一个尼加拉瓜女学生坐我身边，对D充满景仰，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兴未尽，我请他们夫妇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斛错中，只见他俩眉目传情，心有灵犀，要说岁数可不小了，竟有年轻人一般的恋情。那一晚，从美国底层生活到诗歌，从越战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词语跳跃闪烁，在昏暗中拉开一幅历史的长卷。
G出生在匹茨堡一个工人家庭。爷爷是钢铁工人，因工伤失去了两条腿，却未得到赔偿。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卡车司机，自幼他就常跟着父亲干活。他是个梦想家，常去博物馆、图书馆闲逛。有一天，他从图书馆架上抽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装帧精美，让他叹为观止。这是十九世纪版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就这样，一个大诗人和一个穷孩子相遇，前者把后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以后做个诗人。
由于跟父亲关系不好，他十二岁离开家。头两年还时不时回家看望母亲，以后就慢慢断了联系。他露宿街头，靠干各种苦活维生，但一直坚持上学。他常常泡在图书馆。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开始写诗。十八岁那年他决定去当兵，这是继续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
作为医务护理员，G先在利比亚的美军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转到越南的野战医院。刚一到他就对那场血腥的战争充满厌恶，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国家的谎言是多么苍白无力。这厌恶很快转变成行动：从秘密张贴反战标语开始，到拒绝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年年初，他被送上军事法庭。
“自一八九八年美国出兵跨过自己国界，这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从媒体到政治家谋略，模式相似，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G感叹道。
他在军事法庭上赢了。退伍后，他回美国上大学，最终拿到文学硕士，他搬到旧金山。他热爱东方文化，从中国古诗词到日本俳句，又从日本俳句转向武术。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师习武一年，靠教英文为生。后来日本一家基金会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又是一年。
除了写诗教书办文学刊物，他还从事一项庞大的计划，即把诗歌贴在全美十六个城市的十四万辆公共汽车上。我就参与过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六年前，G在一个诗歌活动上遇见D，堕入情网，使两个传奇故事连在一起。
D出生在马那瓜（Managua）的一个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员几乎个个对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响。她是在天主教学校那保守刻板的气氛中长大的，十七岁刚上大学她就卷入政治旋涡。在反对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革命期间，作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她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最后成为流亡的山第诺电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员。 革命胜利后，她进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长。“那时我们的内阁成员大都二十多岁，每次出国开会都让人眼睛一亮。”她骄傲地对我说。
她在任期间，和当时的文化部长、著名诗人卡丹泰尔（Ernesto 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负责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的识字运动。他们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甚至连拳击手都在学写诗。这一传统持续至今。
他们告辞了，平行的车灯在黑暗中摸索。此后都忙，除了寄书写信发电子邮件，一直无缘见面，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爱尔兰的诗歌节上重逢。我朗诵诗，由G介绍我并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我们一起泡酒吧，在喧嚣中干杯。
我路上正好带着D的英译本诗集《凶猛的泡沫》（The Violent Foam），这书是他俩合译的。G在序言中这样写道：“D和我在本书互相转换，几乎可以说融化在一起，以至于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们相遇之前，我们已有交融艺术理想的特殊经验。当我们相遇，诗歌成为我们双方生命的基础动力……”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6）
十五
去年春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Berdkeley）分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用中文教中国当代诗歌。三十来个学生多是华人子女，仅四五个美国人，都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据说伯克利分校亚裔已超过一半，而华人又占亚裔中的大多数。我这些年一直在英文的旋涡中挣扎；这回改用母语教书，踏实多了，像在浴缸泡澡。
我每周开车去伯克利两趟，课集中在周二、周四，去时顺，回来因高峰时间堵车。倦意袭来，我掐大腿拧耳朵都无济于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
伯克利校园西门总是热闹非凡。一路排开各种摊位，从环保宣传到反战呼吁，从学生会竞选到同性恋团体摇旗呐喊。大门外临街处，每天都有个瘦小枯干的中国人，像个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访者。他站在凳子上，搂着个糊满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头支架，声嘶力竭地用英文重复叫喊：“Happy O Happy！”细听下去，让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办奥运会，故伯克利理应多用中文授课。常有个美国流浪汉跟着凑热闹，指鼻子破口大骂。但“上访者”骂不还口，继续为幸福呼喊。要说这类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带，以上岁数的白人为主，或演讲或唱歌或自说自话。在我们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几乎每天有两个老头，用类似智力游戏的圈套把旁观者卷进去，乐此不疲。我估摸，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后果，那些在新时代找不着北的人无所适从，最后疯了。
美国政治主流总体来说是温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种激进的传统，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学生运动即证明。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美国随着战后国家秩序的重建而进一步体制化，使年轻人在物化世界的压力下寻找内心资源。而大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费上学的二战老兵，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课外活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内心骚动开始向外寻找出路。矛头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视，示威者们冲击旧金山的大百货公司，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场波及全美国的人权运动开始了。
一九六四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言论自由运动的组织（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个原伯克利学生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拒绝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离开，被校警逮捕。于是上百名学生包围了警车，双方僵持到第二天晚上，温伯格被困在警车里长达三十二个小时，最后校方和SFM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主修哲学的学生马瑞奥·萨维欧（Mario Savio）作为SFM的发言人，站在警车顶上让示威者“平静地站起来，有尊严地回家”。
不久，由于校方勒令SFM的领袖停课而导致新的冲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号召下，上千名学生涌进行政大楼静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长命令清场，六百名警察把学生一一抬出来。接着SFM号召罢课。十二月七日，校长在全校和解大会的讲话后，学生领袖萨维欧冲向讲台要求发言时被校警拦住并架走。第二天，校方放弃了严禁集会结社的禁令，SFM赢了这一仗。
造反运动开始从校园转向社会。作为电视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用这种媒体。比如他们的集会通过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深入人心，而杰克·温伯格那句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也是通过电视广播而家喻户晓的。
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出兵越南。反战把伯克利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示威者们涌向奥克兰（Oakland）军事基地，要给那些即将上前线的官兵上课。与此同时，黑人运动从南方农村向全国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
与政治对抗相伴随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轻人提出用“性、大麻和摇滚乐”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这无疑与诗歌的影响有关。自五十年代起，旧金山就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邓肯和克卢雅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还是在伯克利相识的，那时盖瑞·斯耐德是伯克利东亚系日本文学研究生。
由学生积极分子、露宿街头的嬉皮士和黑豹党成员共享的领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园，这块属于加州大学的空地，临时用作停车场。一九六九年春，一份当地最有影响的学生报纸，号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类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园四周被拦了起来。响应学生领袖的号召，大家出发去占领公园。冲突中，一个围观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上百人受伤。当时的州长里根宣布在伯克利戒严。五月三十日，大约两万五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和平集会。那更像狂欢节，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枪口上。我在一部记录片中，看见蓄着大胡子的金斯堡在那游行队伍中。
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义者创建了一系列免费服务项目，造福于社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费诊所（Free Clinic），一直持续至今。人民公园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如今成了流浪汉的栖息之地。
进入七十年代，造反运动开始退潮。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毕业后成家立业，重新加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性、大麻和摇滚乐”所代表的是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波西米亚式的反抗，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后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于今天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形象，都带有六十年代经历的痕迹，融合了波西米亚人生活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里是相当保守的。当钟摆朝激进一方摆动时，它将会成为未来反叛的目标。
十六
早九点我和D开车出发，沿八十号州际公路转四十九号公路，过幽巴河（Yuba River）穿聂华达城（Nevada City），在山里绕来绕去再上土路。按他事先传来的手绘地图和指示，还是迷了路。里程表显示为一百零五英里，即使刨去弯路，也超出了原定的范围。但盖瑞·斯耐德是例外，他生活在常人的想象以外。
盖瑞身穿牛仔裤棉坎肩，正在扫地。他夫人出远门看女儿去了。这是栋木质结构的日本式房子，周围是附属性建筑，诸如劈柴棚、工具间、洗衣房和厕所。近有池塘，远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