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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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年二月，眼看快毕业了，双方都忙于应付考试，有一阵子没见面。有一天他碰到林琳的同学，才知道她病了，病得很重。赶到医院，她得的是急性肺炎，发着高烧。他把林琳送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找来最好的医生。烧了整整一个月，林琳的身体似乎从衣服中渐渐消失。
昏迷了三天，她终于在刘杰的怀里醒过来了。
我要搬家了，林琳喃喃低语。
搬到哪儿？刘杰很诧异。
搬到皋兰山上去。
半夜她在刘杰的怀里咽了气。值班医生让他把尸体送到停尸房去。他抱着林琳，穿过医院幽暗的后花园。一个老头打开停尸房的门。他把林琳放在床上，不肯离去。老头以为他走了，当啷一声把门锁上，黑暗中，他握着林琳的手枯坐到天明。
按林琳所指的方向，刘杰把她埋在皋兰山上。
钢琴曲告一段落。人声嘈杂，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今天是星期六，酒吧的生意特别好。刘伯伯沉默不语，他眯起眼睛，似乎想看穿六十年的历史迷雾。我注意到一滴细泪停在他左脸颊上，不动。
林琳死后，刘杰每晚一瓶烧酒，才能入睡。毕业后他在七里河一家新建的织毯厂找了份差事，而他对一切早已心灰意懒。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宿舍，面对窗外明月，举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竟是颗臭子，看来命不该死，他把手枪扔出窗外。
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2）
三
从太浩湖一路下山，峰回路转，开得我心惊肉跳。录音机里放的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曲。坐我旁边的刘伯伯睡着了，脑袋摇晃，不时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紧抱的那台索尼摄像机快成了古董，取景器还是黑白的。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他算个摄影爱好者，不论走到哪儿，总是哆哆嗦嗦地端着摄像机，好像那是他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出门看到的永远是二手的黑白风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计成败，把拍好的录像带扔在一边，极少再碰，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有时我怀疑，这位刘伯伯和那个年轻的刘杰是同一个人吗？是谁在讲述谁呢？听起来似乎不是他在讲述过去，而是过去在讲述他。在一个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长的梦中，刘杰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咙，紧紧搂住摄像机，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点：拐弯前要点一下脚闸，然后轻踩油门；最重要的是，弯道上绝不能煞车。
上大学前，刘杰当过两年司机，开货车几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时还不到十八岁。车一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差遣徒弟搭车回兰州买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他一个人带着猎枪上山，餐风饮露，夜里睡在篝火旁。
有一回开车到彬州，刘杰跟一伙司机在酒馆赌博，玩的是Show Hand，赌注越下越大。最后一轮，只剩下他和一个车行老板。他兜里没钱，仗着牌好，顺手把车钥匙压上。这车可是他租来的，一翻牌归了人家。他问能不能再让他开三个月，赢家竟答应了。他拼死拼活，拉了三个月的货，把车钱挣了回来。“那年月，司机是老爷，运货搭客，倒买倒卖。除了飞行员，就属司机挣得多。”他说。
他还真差点儿成了飞行员。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双流的空军航校，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关。林琳死后，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匆匆成婚，不和。开飞机既能打日本，又能逃离家庭。可他晕高，航校的训练大都和高度有关，特别一上天桥，他两腿发软。日本一投降，内战开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愤然离开了航校。
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销了半年皮货。正赶上他父亲过去的同事、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需要个翻译，他成了塔什干领事馆雇员。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驻苏联大使溜号了。任代办的表妹夫，把他调到莫斯科使馆管总务。四八年底，刚上任不久的刘杰，出差采购，去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地转了一圈。
记得八十年代初，饭后茶余刘伯伯常讲讲欧洲见闻，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人家欧洲，家家户户单有根管子，一拧龙头，是新鲜啤酒，敞开喝。起先我有些怀疑，但想想人家毕竟见多识广。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队打啤酒了。直到几年后我自己去过欧洲，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酒鬼的梦想。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前总务老钱还活着，生活潦倒，在唐人街有间小屋，常弄几个小菜，找刘伯伯去喝酒。他身体不好，极瘦，眼睛鼓鼓的。听他们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谁谁死了，谁谁活着，谁谁病重了，那谈话如同命运的运算，加减乘除，还剩下些什么？离开巴黎头天晚上，刘伯伯喝醉了，半夜钻进厕所，哭了好几个钟头。
临回北京的头天早上，刘伯伯又去河沟里钓鱼。我中午开车接他，他竟连一条也没钓着，这还是头一回。他显得有些困惑有些迷惘，收完竿，驼着背立在河边发愣。跟他一起去钓鱼的老关，原在建委工作，后来去了香港，现在退了休搬到美国。他以往运气不佳，这回竟钓到七条巴掌大的太阳鱼。我建议放生，而且得由刘伯伯来放。只见他把水筒一歪，鳞光闪闪，
鱼扑通扑通跃入水中。他转过身来，嘿嘿笑了。
第三辑 乌鸦乌 鸦
一
我住的小城名叫戴维斯。它实在没什么特点，看看这儿的明信片就够了：难看的水塔、大群的牛羊，农贸市场，要不就是城市的标志——老式自行车，前轮大后轮小，达·芬奇设计的那种，它用铁管焊成，戳在城市的主干道第五街上。要说特点也有，乌鸦多。
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看天空。上班埋头苦干，开车跑步逛商店，视线都是水平方向，有个把漂亮女郎经过，也绝不会像夏嘎尔画中的那样升起。赶上刮风下雨，看天气预报，打伞出门。乌鸦叫声特别。开车的听不见，跑步的戴着耳机，拒绝接收自然频道。于是乌鸦拉屎，用墨绿灰白的排泄物轮番轰炸，人们终于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冬天的树上，骤然飞起，呼啦啦一片，遮天盖地，如地狱景象。我进城提心吊胆，尽量不把车停树下，还是免不了遭殃。若糊住挡风玻璃，用雨刷刮，视线更模糊。乌鸦粪腐蚀性极强，不及时冲洗，会留下永久痕迹。
据说市政厅规定，杀一只乌鸦，罚五百美元。谁没事撑的，想吃乌鸦炸酱面？
小城有小城的思路。铺开地图，当我们和乌鸦处于同一视角，即可看清。帕幽塔（Putah Creek）河代表历史，从城南流过；两条铁路交叉处构成等边三角，如文明的困境。市中心经纬分明，以字母ABCDE和数字12345交叉，像学龄前教育——识字和数数。随岁月向外延伸，思路趋于复杂。美国总统、印第安部落和树木加入街名。还有戴维斯最早的居民，他们纵横躺下，变成街道。查尔斯侧卧在铁路和八十号高速公路旁，不得安宁。
查尔斯（J。B。Chiles）上校为什么决定迁移到加州来？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也许这是天性，有人像家雀儿，不愿意挪窝；有人像候鸟，永远在路上。自一八四一到一八五四年，在老家密苏里和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河谷之间，上校七次横跨大陆。这么折腾，胃准有毛病。他极瘦，鹰眼勾鼻，像林肯总统。他的祖先瓦尔特（Walter Chiles）也是只候鸟，一六三八年驾多桅帆船从英格兰来到佛吉尼亚。
这些天阴雨连绵，帕幽塔河一定涨得满满的。
我很少出门，隔日去趟健身房，顺便借两盘录像带。我在研究我们小城的历史。起先很枯燥：年代、数字、面积、事件、生死，一旦深入进去，景致发生变化，人物由静到动，好像被冻僵了，在阳光下慢慢复苏。我和他们熟络起来，并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久而久之，要想区别事实和想象反倒很困难。我不得不在与想象有关的部分加上括号，以正视听。
所谓卓克（Sir Francis Droke）爵士一五七九年首次发现加州的说法，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最新考证表明，早在公元四五八年，晋代高僧法显已在西雅图附近上岸，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一千年。另据徐松石教授的说法，印第安人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国。四五千年前由于黄河发大水，他们从中原出发，经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千岛群岛、伊留申群岛，进入北美大陆。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印第安人的纯朴和中国人的精明成鲜明对比，莫非是在另一块大陆走出汉字的格局？不管谁是谁的祖先，直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印第安人逐水草而居。帕特文（Patwin）部落就驻扎在帕幽塔河两岸。
若历史学家是法官，那么乌鸦就是人类迁徙的目击者。但再怎么过堂，也还是问不出来的。
从一八四○年起，东部人开始向西迁移。那有点儿像现在的旅行团，三五十人，有人领队。查尔斯上校加入最早的移民行列。那时候旅行惨了点儿，乘马车，没道，颠簸不说，一上山只能弃车保卒。从密苏里出发，两千英里的路走了半年。
没有人给上校写信。他长相凶，别人都有点儿怕他。一八四一年秋天，在路上跋涉了五个月，他们在险峻的聂华达山脊（Sierra Nevda）上过夜。他想念孩子们，特别是最小的女儿玛丽（Mary），她只有六岁。妻子在玛丽出生后不久病故，抛下了四个孩子，上校决定不再另娶。出发时他把孩子托付给亲戚。夜降临，他回帐篷，睡下。一夜风声。
一个人变成一座城市，这事有点儿不可思议，我说的还不光是命名。
J·C·戴维斯西行，是被地形考察队召募去的。要说钱不少，又开眼界。上路时，心情平静，没什么可留恋的。他在俄亥俄州的农场长大，厌倦了那里的冬天和地平线。身为长子，他很早“下海”，做买卖、开旅店。中西部的气氛保守，直到二十三岁他完全没有恋爱经验。他口讷、实干，对生活不存奢望。关于加州，有很多说法，比如遍地是黄金，他怀疑。
戴维斯于一八四五年底来到萨克拉门托河谷，在帕幽塔河边定居。第二年秋天他服了两个月兵役。这一点，官方文件和家族记载有冲突。家人认为他从军的时间长得多，看来当兵光荣。那时候地便宜，一点二五美元一公顷，不到现在一盒烟钱。父子俩购置了两万公顷地，其中带围栏的占七千多公顷，有两千头牛、两百匹骡马，六百只羊和一百五十口猪，于一八五八年被评为加州最好的农场。
（乌鸦开始落在他们家树上。）
二
我感到烦躁。
我到B街的商会兼游客中心。铃铛一响，一位小姐迎出。我说明意图，她指着花花绿绿的架子，让我随便挑选。都是垃圾。再问。“问得好，”她打开电脑查找，很快，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本市的历史资料。”我回声般的作了删节：“没有历史。”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对戴维斯是个转折点：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在这里通车。最初在图纸上，铁路从戴维斯农场西边四英里处擦过。终成人间正道，除了父子俩施加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地势上的考虑，避开洼地。历史有时是由空间决定的，否则戴维斯只是人，而不会变为城市。
J·C·戴维斯请客，上等的那帕（Napa）葡萄酒和烤鹿肉。三位铁路公司的客人中，有个留小胡子的最讨厌，带纽约口音，不停地说下流笑话。戴维斯知道，他是决策人。小胡子喝得烂醉如泥。临走，戴维斯往他口袋里塞了个信封，其中数目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我开车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老城的火车博物馆。那些擦得铮亮的蒸汽火车头——现代古董，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在背景的雕塑群中，三两个留长辫的华人在山上搬运石头。但所有文字说明都没有提及，华人是当年修铁路的主要劳力，历史学家在度假，多少悲欢离合，乌鸦看到了，不说。
铁路给戴维斯带来迅速的繁荣，当年有人作如下描述：“小镇整齐，五百余人。橄榄街是主街，建得较密，木结构，多为一层。小镇有木料场，车铺铁匠铺，商店发廊，三家旅社，一个饭馆，还有马棚鞍具店和几处小市。教堂正在建造中，本季度竣工。”
一八六九年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