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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06年读书选集-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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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星象对于古人的意义,主要在于其时间性,《易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尧典》所谓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皆谓此意。此理古今中外皆然。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创世记》说,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万物之后,就在天上布置群星作为划分岁月时日的依据,“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可见希伯来人也是从时间性角度认识和理解星空的。名本乎义,星象因时取义,故由时得名。明乎此理,则应该从星象和农时的关系入手,探究牵牛和织女的来历。
如上所述,在《夏小正》中,“织女正东向”,和牵牛隔河相望,是七月到来的标志。七月处夏秋之交,一入此月,则暑气渐消,凉风乍起,天气开始变凉,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开始忙碌了,纺线织布,准备寒衣,迎接即将到来的肃秋和严冬。《诗经?豳风?七月》开篇就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就道出了此意:“七月流火”,黄昏时候,大火星开始向西方地平线坠去,表明秋天开始了,“九月授衣”,九月已是万物萧杀的晚秋,该是穿寒衣的时候了。九月授衣,则必须八月裁制,那么,七月,就该是纺织娘们飞梭织布的时候了。——《七月》通篇皆言时令,它其实就是周代豳地流传的农时歌谣,而此诗起首就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引出,并谆谆告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表明这首诗就是一首流传于纺织娘之口的歌谣,诗中又说“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女子的唇吻声腔犹然在耳,可见此诗出自女性之口,讴歌的主要是女子一年到头的劳作和悲欢。诗的前三章,都是以“七月流火” 起兴,表明这首歌很有可能就是古时候的织妇们在七月萤火明灭的夜晚,在灿烂的星光下,一边摇动纺车织布,一边反复吟唱的。天上,织女星光璀璨,地上,纺织娘浅唱低吟,人间天上,相映成辉,那颗照耀着人间纺织娘劳作的明星,因此就被赋予了织女的名称,成了人间织女的守护神。
伴随着七月的纺织娘唱歌,还有那些天生会弹琴的秋虫,《七月》中的纺织娘唱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斯螽”是一种蚱蜢,“莎鸡”,不是鸡,是纺织娘,“蟋蟀”就是促织,纺织娘和促织一般人往往不加分别,这里我们也不需要严加辨别。这些卑微的生命,潜隐于草柯土块间,尤其是蟋蟀,整个夏天都无声无息,人们几乎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入秋天,它们就开始了天籁的鸣唱,而且随着天气渐冷,它们为了取暖,逐渐偎近人的居屋:“七月在野”,七月开始在野外远远地自在放歌;“八月在宇”,八月已经来到了屋檐下唱起夜曲;“九月在户”,九月就进了人家的门户殷勤弦歌了;“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严冬来临,蟋蟀已经登堂入室蛰伏过冬了。这些秋虫的歌声陪伴着纺织娘的劳作一起兴歇,一往情深地为纺织娘的夜歌伴奏,因此,它们也就获得了促织和纺织娘的雅号。纬书《春秋考异邮》称:“立秋趣织鸣,女功急趣之。”《易纬通卦验》也说:“蟋蟀之虫,随阴迎阳,居壁向外,趣妇女织绩,女工之象。”就一言道破促织得名的缘由。“促织鸣,懒妇惊。”诸如此类的谚语一直流传在民间。秋夜的虫唱,正如闺中的夜作、天上的织女一样,也曾引起古代诗人无边的惆怅,“秋风嫋嫋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汤惠休《白纻舞歌诗》)
七夕节乞巧风俗,显然就是源于其与入秋夜绩、女红劳作之间的关联。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之后,妇女开始纺绩裁衣,因此在这一天陈设针线,祈求心灵手巧,既是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也是一种劳作季节开始前的心理准备。正是凭借着这种年复一年的乞巧仪式,牛郎织女的故事才代代相传,流传人间。
《荆楚岁时记》说七夕乞巧时要“陈果瓜于庭中以乞巧”,此外,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晋代周处《周处风土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皆记载有七夕乞巧陈设果瓜祭献牵牛织女的习俗。七夕何以必须陈设瓜果?有学者从瓜果联想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的诗句,说这种活动象征女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这未免太“即空见色”、想入非非。其实,这种习俗并无什么神秘意味或象征意味。七夕之所以刻意陈设瓜果,不过是因为七月之时,正是瓜果成熟的时候,《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通“瓠”,即葫芦,又云:“八月剥枣,”《七月》之诗旨在叙农时,诗中特意提到食瓜、剥枣,可见我们的祖先自古就重视瓜、枣成熟的时令意义。七月之后,瓜果飘香,因此,妇女们于七夕聚会之际,陈设瓜果,作为祭祀牛、女的应时之物。其实,这些瓜果名义上是供神,最后终究还是被聚会的人间儿女们自己享用了。正因为七夕与瓜果之间的时令关联,因此,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说:“织女,天女也,主瓜果。” (《开元占经》引)则在古人心目中,织女俨然成了瓜果的象征。中国传统星象图中,在织女的东边,牵牛星附近,有一组星的名字叫瓠瓜(即西方星图中的海豚座),瓠瓜边上还有一组更暗的星叫败瓜,显然也是古人用为瓜果成熟时节的时间标志的,古人当黄昏之际看到这个星象出现在头顶时,就知道该是断瓠剥枣的时候了,而败瓜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及时采摘,瓜果就会颓败腐烂。
    牵牛之名;未见于《夏小正》,却出现于华夏先民时间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月令》之中。《月令》载于《吕氏春秋》、《礼记》、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之中,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夏小正》大同小异,也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叙述每个月的天象、物候、农功、仪式等等。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把周天沿赤道附近的星带分为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象。一年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二十八宿周回于天际,因此根据每天黄昏或黎明出现于正南方的星象,就可以了解时序之推移,《月令》于每个月皆记载其昏、旦中星(即见于南方的星),即此意。其中仲秋八月的黄昏中星就叫牵牛,“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樱小薄H欢饲EH捶潜饲E#皇悄歉鲈谝佣陡艉酉嗤那E#侵付怂薜呐K蕖
    原来,在古书中,在银河边那个牵牛,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河鼓,《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其所谓牵牛,指二十八宿中的牵牛,而其所谓河鼓,才是银河边的牵牛,故《史记索隐》引《尔雅》说:“河鼓谓之牵牛。”银河边的牵牛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有名河鼓,而牵牛之名又何以一名而二星,既指银河边的河鼓,又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曾成为中国天文史学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尽管各家对此现象的解释各有千秋,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银河边的牵牛(河鼓)才是真正的牵牛,最早的牵牛,先民们最早所关注的正是这个牵牛。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亮度很低,放眼望去,在满天繁星中毫不起眼,根本不会引起农耕先民的关注,因此最初也不会被农耕先民用为纪时的依据。只是后来随着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由于原先的牵牛星位置比较靠北,远离赤道,而为便于观察,二十八宿必须位于赤道附近,因此,后来的天官就在牵牛的南边临近赤道的星空中,找到另一组星,取代了原先的牵牛,而为了区别,原先的牵牛就被赋予了新的名字。
    那么,银河边的这颗星何以被命名为牵牛呢?“牵牛为牺牲。”牺牲指牛、羊之类在祭典上宰杀献神的牲畜。《天官书》所谓“牵牛”,所指自是二十八宿之牛宿‘‘‘,但却也足以表明,牵牛一名的意义是源于牺牲,而这就意味着,银河边的牵牛亦取义于牺牲。《月令》就提示出牵牛之得名与牺牲之间的时间因缘。牺牲的饲养生长有一定的周期,每一个阶段,针对牺牲,都要举行一定的活动,对此,《月令》中有明确的记载:春天,万物孳乳,牲畜繁育,故到了暮春三月,需要统计幼畜的数量,“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六月,夏秋之交,草木丰茂,刍秣收割,故“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臣民贡献牧草以为养牲之饲料;八月,仲秋之月,正是动物膘肥毛丰的时候,于是天子“乃命宰祝,循行牺牲”,循行牺牲,察其体量毛色,合规中度的牲畜才能用为牺牲;九月,暮秋之月,牺牲已经长成,故“牺牲告备于天子”;到了腊月岁末,就该是宰牲祀神,举行一年一度的郊天大典的时候了,于是,天子“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只飨”。诸神降临,馨享牺牲,降福穰穰,给芸芸众生带来太平和吉祥。八月“循行牺牲”,而此时昏见南方的中星,作为视牲之月的时间标志,被命名为牵牛,可谓顺理成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文的分析,织女为七月之星,被作为秋天到来和女功伊始的标志,而牵牛为八月之星,被作为视牲和祭献的标志,两者时间不同,事义亦别,似乎毫不相干,岂不是与七夕故事和民俗中两者息息相关的关系相矛盾吗?其实,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并垂顾人间织妇之时,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牵牛与织女之间,盈盈一水,原本相去不远。七月过后,当一度高悬天顶的织女离开天顶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就后来居上,升上最高点了,岁序也就随之进入八月。多情的牵牛就是这样在织女身后紧追不舍,然而天命男违,这对生死冤家之间永远间隔着那段咫尺天涯的时、空距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以上所述,可见七夕故事和民俗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可以由其岁时的关系得以解释:织女之名织女,因其为纺绩之月的标志;牵牛之名牵牛,则因其为视牲之月的标志;当此夏秋之交,织女星和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隔河相望,牛女七夕会银河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七夕穿针乞巧,不过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乞巧之时陈设瓜枣,则是因为此时正是瓜熟蒂落的季节。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良宵一度,依依惜别之际,织女都会伤心落泪,泪水化作雨水,因此,每到七月七,天上总会飘下一阵绵绵细雨。七夕的雨水自然不是来自织女的泪腺,七夕之所以多雨,不过是因为初秋七月,正是中国大地连绵细雨开始的时候,《夏小正》说:“七月,。。。。时有霖雨。”《月令》七月说:“完堤坊,谨壅塞,以备水潦。”可见古人早就对夏秋之交多雨的气候特点了然于心。总之,七夕故事的每一个关目都能在古人的时间感中找到源头,天上的星星、人间的织女、初秋的阴雨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因其在时序中的同时呈现而被联系起来,被赋予相同的时序意义,被编织于同一悲欢离合的故事。时间性对于人类知识和叙事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时间,作为大自然恒久不变、周而复始的节律,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计作息,也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叙事,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与其说是人类认知和度量的对象,不如说是人类理解和度量万物的可能性条件。时间川流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浮隐现,并因此进入或者退出人类的生活和视野,因其在时间这一宏大节律中所出现的不同关口,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被归于不同的认识范畴,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时间,或者说大自然的节律,就是造物造化众生的脚本;“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就是这个脚本搬演的舞台;“田地絪緼万物,化醇”(《易传》),物类熙熙,众生纷纶,则是这个舞台上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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