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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06年读书选集-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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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错,但并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汉书》。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谈《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如果从“义”的方面看,《史记》问题就更多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在汉儒看来实属“不义”。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而《史记》正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裁。这是一个里程碑,由此一路下来纪传体史书绵延不绝。但是,让当时人具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料以后的史学发展状况。此外,我们重视《史记》,还在于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乎所有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提到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是以解释为主,我们最看重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司马迁的这句话正表现出强烈的解释历史的愿望。这个特点在《史记》中时常可以看到。《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史记·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我们看到,在“事”、“文”、“义”这些常规的套路之外,司马迁脑子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他试图对历史问题提出解释。在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写出来。在解释重于叙述的今天,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赞叹。但是,在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时代,他的这些思考、议论却不可能受到太多的关注。刘知几说:“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论赞》)他虽然在讨论史论的问题,但着眼点还是在“事”,并没有理解到“史之有论”的真正价值。 

  总之,因为我们与古人对史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寻源,大约从宋代开始,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就逐渐有了变化。吕祖谦称赞司马迁“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也”(《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郑樵评价《史记》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后,唯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唯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亦然。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与之不同,清人评价从体例上着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就《史记》的命运而言,这篇短文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史记》地位在宋以后的变化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宋以后的史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比《史记》的命运更有趣味。 

  分析史学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体裁问题,因为古代史学的变化往往表现为叙述体裁的变化。王树民先生说:“在唐代以前,史书体裁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二种,杜佑撰成《通典》后,增加了典制体,并衍生了会要体,北宋司马光撰成《通鉴》后,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在史书编纂学中几种重要体裁,至此已告齐全。”(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我觉得“重要体裁”的齐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着以“叙述”为主的史学著作在体裁上已经很难再变出什么新的花样了,同时也预示着我们如果继续用“体裁变化”——“史学发展”这个模式来观察以后的史学变化,必定会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们的“后见之明”,在传统的“叙述”之外,宋代史学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这些路可能起初并不很显眼,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知道,司马光写《通鉴》时,还写了三十卷的《通鉴考异》(以下称《考异》)。在《考异》中,司马光对他所依据的各种史料仔细对比,详加考证,最终确定史料的取舍,并把取舍的理由写下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据的风气,除司马光《考异》外,如刘的《东汉刊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证》、《汉制考》等等,也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迈、叶适也都有考据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说:“《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其实,这“先导”当中也应包括宋代其他的考据著作。从史学演变的角度看,《考异》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通鉴》之下。如果说《通鉴》是旧有编年体史书的最高峰,是对过去的总结,那么《考异》则更多地是指向了未来。 

  宋代读史风气浓厚,有关读史方法的议论也很多。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程氏遗书》十八)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东莱文集别集》卷十四,《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他们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分析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而不再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评价史书的“其事”、“其文”。宋代学者的这些读史心得很多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单独的一类史学著作。在《四库提要》史评类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则明显增多。史论,古已有之,《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鉴》的“臣光曰”都是史论。但这些史论都是附着在史书上面的,而宋代的变化则是出现了大量脱离了史书的独立的史论之作(前代也有独立的史论,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但数量很少)。这实际上与前述《考异》的情形一样。考据也是古已有之,以往史家写史的时候,也必定会在史料的鉴别取舍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释家的注释中也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考据的成分,但将这些考据成果独立成书,是宋代才有的现象。考据、史论渐渐从史书内部分离出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它说明史学在“叙述”之外,又有新的领域出现了。这些领域到明清就逐渐成了史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据、史论之外,宋代还有一部书很值得分析,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袁枢本传”称:“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他是怎样“区别其事”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通鉴》卷九至卷六十八记载两汉历史,袁枢则将其分为《高祖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之变》等四十三事。这些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事”,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在诱导着“问题”的出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对《纪事本末》体大加赞赏。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余英时先生对章氏这段话有过分析。他在讨论章学诚与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时说:“柯灵乌颇赞同艾克顿的名言,以为科学的历史家当‘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这一点也恰恰与章氏的观点若合符节。我们知道,章氏曾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裁特致赞扬。……袁氏之体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学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别欣赏之一点。‘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正是‘研究问题’这一观念的实际表现。”(《论戴震与章学诚》)从客观上看,纪事本末体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历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当史家试图把“历史”组织为“事件”时,这些问题便不能不考虑。可见,在史家选择“事件”的时候,“问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不论程颐、朱熹,还是吕祖谦,他们谈论的都是“读史”应该如何如何。“读史”,已经不属于“撰写”;“读史”强调的是读史者应该如何理解历史。质言之,“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了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看苏轼的一段议论。他在讨论“历代世变”时说:“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师、有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族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不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苏轼集》)这段议论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则有些荒唐。但不论怎样,苏轼的意图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到秦汉魏晋历史变化的逻辑。我们再看马端临的一段话。他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他把政治史与制度史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理乱兴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则是“相因”的。能够考虑到政治与制度的不同,并进而指出其各自特征是“不相因”与“相因”,这样的思想实在是有相当深度了。它使以往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旧史学黯然失色。 

  我们接着讨论体裁的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讲完《文献通考》后,接着讲《明儒学案》。他开头的说明很有意思。他说:“此下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别只举出一部书,即是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这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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