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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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七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两千四百二十五名遇难者以及二十三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道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主动找上门来，二○○○年和二○○二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受害者登录增至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于十三个县的七十个乡镇、四百八十六个村落。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被收录其中。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一名幸存者外其余三百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驻军的三千官兵等等，对这部分死难者，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搜集保存了受害者及遗属的陈述书一万五千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直到接到律师团的电话为止，我对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还一无所知。面对眼前范围大、人数多、持续久的受害事实，律师团希望我能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他们从整体上把握，理清其中的头绪，并作为学者证人走上法庭为细菌战受害作证。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寄来了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中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做的调查工作，使我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该书序言里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新华社东京分社向国内发回了《朝日新闻》报道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
对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感到，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眼前的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而且体系性地展现出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他们的视野里更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躏的民众的目光。由于缺少这种目光，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做出了很深刻的批评，但是，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被社会广泛地接受。鉴于此，我觉得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冷战结束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界、政界，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思和理性批评的对象时，对战争受害的实证性把握和思考就成为反对和反省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是人本身和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但是，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方法论也不甚成熟。仅就中国的战争受害研究而言，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害者们的口述史才逐步地被比较广泛地整理出来，这比之过去的只有关于受害的数字统计和一般性文字表述，而不见受害者的身影和社会场景的状况，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基于这些个人记忆的比较系统的研究亦还不多见。
我决定去常德看看。一九九八年夏，我随日本律师团以及支持诉讼的市民团体第一次去常德时，所到之处，总是聚集着许多的受害者和遗属等着和我们交谈，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让人不流眼泪就听不完的悲惨故事。那时，诉讼还刚刚开始，细菌战受害的调查也还未全面铺开，所以，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讲述自己和家里人的辛酸经历。事实上，有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受害体验深藏于内心，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丈夫都没有告诉过。当这些久藏于心底的伤疤终于被重新揭开时，连他们本人也被震撼了。有的白发老者在我这个晚辈面前泣不成声，有些老人告诉我，给我讲述了受害体验之后的几天他们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当然，表述方式不会都一样，也有显得很“平静”的。比如有一位老人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告诉我，“我有五个儿，那年死了，都死了”，就再也不和我讲第二句话了。还有一位老人，经历了家里人近乎死绝的打击，人们说她的精神状态其后一直都很忧郁，我去访问她时，她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我，只重复地讲一句话：“忘了，都忘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受害者们的经历都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这些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被深深地藏于心底的受害记忆，在我面前活生生地展现出使用了生物武器的战争受害惨景，使我不得不全身心地面对这些受害事实而无法将视线移开。同时，也使我由衷地肃然“面对”那些死于鼠疫的受害者们。虽然他们早已消逝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时空里了，但是亲人们对他们生命最终时刻的悲惨情景的描述，对失去他们之后的生活困境的述说，和对他们的无以解脱的思念的吐露，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领会到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纽带。战争破坏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消失，而且是对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纽带的暴力切断。
我逐步意识到，在研究战争受害时，受害者的个人记忆是不容忽略的。它不应当被埋没在战争受害者的统计数字中，也不能被诸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之类的一般化的文字表述所代替。因为，这些记忆是一个个无可替代的生命个体的记录，是残忍地践踏生命的战争暴力的逼真的证言。而且重要的是，失掉了这些具体性，也就意味着缺少了对作为人的战争死难者们的关注。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的理论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范围里，一个个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一般性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可以从其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样的理由而染上鼠疫，从这样的具体陈述中，可以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战争受害的关系。还有，当年政府的防疫政策在老百姓那里政令不通，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领会到民俗文化与战争破坏的相互作用。此外，不同社会阶层的战争受害，家庭成员的遇难与家庭以及亲属集团的维系，个人受害记忆的保存与心理外伤，还有，研究过程中怎样去理解口述史的模糊性和误差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在细菌战受害研究中经常思考的，我想，这些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口述史角度研究战争受害的一些基本问题。
基于自己的研究体验，我感到民众的个人体验性记忆可以、也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源。导入了这种记忆的历史研究，多元、多种声音地重构历史，以避免只有一个角度一种声音时的偏颇和缺漏。而且，导入了个人的具体经验，在现代与过去对话的历史认知过程中，没有亲身经历的后来人，也容易对过去抱有一种现实感，对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们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较为容易展开对历史的想象力。
这里所讲的是通过个人、局部社会的研究，去理解和逐步地构筑整体的研究视点。这种方法论，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的英文是Cultural Anthropology，是希腊语意味着“人”的anthropos，和意味着“知识学问”的logos的合成。所以，人类学者常常解释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加上文化这一层含义，可以说，人类学是通过考察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来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科。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去研究战争受害，首先要做的理所当然的是面对受害者个人。不过，我以为主要不是学问的力量，而是受害者的受害体验和记忆给我的触动，以及这些记忆长期以来仅仅被封存于个人内心而没有被导入历史认识的现状，促使我在之后的几年一直置身于受害者记忆的研究当中。
人类学在研究时注重实地调查，并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就是说，将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搞清其机制。大体来说，我是参照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去研究细菌战受害问题的，不过，人类学里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套在战争记忆的具体分析上。这方面，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的几年间，我多次去常德调查，得到了受害调查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在此期间，除了大量阅读受害陈述书，访问近百名受害幸存者和遗属外，还多方面地访问了当年参加防疫的有关人员。比如，在当时的疫区周士乡（现名周家店），我访问了当时在乡公所任民事干事的肖宋成老人，虽然肖老已年近九旬，但十分清晰地向我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的情景和乡公所进行的死者善后工作。在常德市内，访问了当年发现第一位鼠疫患者的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员汪正宇的亲属（因他们本人都已过世），从亲属那里得到了他们写的回忆录手稿等珍贵资料。
在听取口述的同时，我还尽可能地搜集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省市区档案馆所藏的当时常德县政府防疫会议的记录，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发行的《疫情简报》等多种刊物，以及地方志的有关记载等等。
在受害地点实地考察时，那些熟知当地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历史的老人们，教给了我许多的知识，这对我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在阅读受害陈述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写明了在去哪儿、做什么的时候被传染上鼠疫的。也就是说，鼠疫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传播的，细菌战发生后，平日里的生活格局，很不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所以，把握鼠疫得以大规模传播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结构。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的先行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比如，美国人类学者斯金纳（Skinner）关于“市场圈”与社会生活的分析，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将农村的贸易区域分为“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以及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分析。参照这些提示，去整理人们所讲述的活动内容及范围，就渐渐地掌握了城乡间的相互关联和社会生活中的区域划分，随之也就逐步地看清了鼠疫传播的一些规律。而且，在有了一些印象和想法之后，就自己的理解再去和老人们商榷，进一步讨教，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纠正和补充。另外，与鼠疫的传播及防疫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的习俗、疾病的土俗疗法、传统的身体观、生命观等等，也是我向老人们请教的重点。
无论是阅读受害陈述书还是聆听人们的口述，都能够感到这积攒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记忆的浑厚的分量和其中莫以言状的痛苦。如何去面对这些记忆，如何去理解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以至精神外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