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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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叙述，早在一九八四年，他便与中国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
一九九三年，他发表著名的《清洁的精神》，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找抵抗的力量。这种资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记·刺客列传》、鲁迅、屈原等等。他要寻找自己的“类”，自己的参照，自己的“血统”。鲁迅成为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在《静夜功课》中说：“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他在《清洁的精神》中这样勾画了鲁迅的形象：“所谓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智识阶级、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一辈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在《再致先生书》中指出：“鲁迅象征着一种不签订和约的、与权力的不休止争斗。”他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鲁迅研究”。他用最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这是用文学的巫术招魂。
理解张承志，有几个重要的词：美、正义、自由、人民，特别是在今天被污名化了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被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极尽污辱之能事的词，通过张承志的书写和磨洗，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他在《清洁的精神》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称赞《史记·刺客列客》提炼了“中国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将荆轲刺秦的故事称为“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是一种极其纯粹的伦理的美学的反抗。张承志和张艺谋是艺术上的两个王者，当张艺谋对权力和体制全面认同与臣服，越来越作为“中国形象”大红大紫地走向全球化的商业舞台的中心的时候，那个从“新时期”一同出发的张承志旗帜鲜明地走向了边缘和底层，走向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穷人宗教》中宣称：“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
张承志的偏激和极端从根本上来自于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冲动，是对于令人窒息的现代性的激昂抗议，表现为极端的反体制精神。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的序言》中声称，他在《红卫兵时代》一书中，为六十年代，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为红卫兵运动的青春和叛逆性质，为红卫兵的反体制形象，进行了坚决的赞颂。他指出，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绝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心灵史·进兰州》）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宣称，“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统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灵史·入海口》）。张承志一直歌颂和赞扬具有强烈的道德乌托邦倾向的“密谋”和“暗杀”以及另一个极端——道德感化。他赞颂“牺牲之美”（《心灵史·入海口》），“牺牲是最美的事情”（《心灵史·董志塬》）。
张承志在《南国探访》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们需要面对着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卑污的智识阶级。轰轰烈烈的“脱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一九七九年匆匆结束了。张承志一直心仪于六十年代，这个反体制的极端年代，这个激情的年代、脱轨的年代。这构成了理解张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权，反体制，反对一切的压迫和不义。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谈论《心灵史》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说：“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以及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与青春和叛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选择、青春、反体制的底色。”张承志以一个人填写了巨大的空白。张承志的写作使人民、革命、底层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他以具有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的大西北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民为依据，背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城市繁华。张承志背对着中国知识界，背对着“盛世”写作，面对着全球化和日益野蛮化的世界写作。当有人责难张承志是“反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辨正，作为一位英勇的学者和作家，张承志只不过是拒绝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常识，他不过是在组织另一种秘密的知识，发掘地下的历史；同时，他在指示另一种人性，构建另一种社会理想。他在呼唤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的和平。正如《心灵史》中船厂太爷马达天石破天惊的话语：“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
在外国作家中，张承志反复提起梅里美和三岛由纪夫，他始终是一个极端的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当资本主义以贸易将地球变成世界，将整个世界简化为交换价值纳入到自私自利的交换的时候，浪漫主义最早树立起了反抗现代文明的叛帜。它以文学的武器，以审美的割据对交换价值和商业文明进行绝望的反抗。这种绝望的反抗产生了“纯艺术”以至“唯美主义”。当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审美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对商品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艺术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起义和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地飘扬起美的旗帜。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是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鸣镝，而张承志则是中国浪漫主义一个悲壮的奇迹。
雪莱曾经认为，诗人是立法者，是民族和时代的先知。张承志像摩西一样，向人们昭示另一种生存和秩序。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张承志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的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他在《为〈神示的诗篇〉而作》中写道：“完全是和平的攻战，完全是独自一人的义举。”他不断地转移自己描写的对象，不断地变化表现的内容，不断地更新表达的形式。他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二○○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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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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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帕塔的关键词
□蒋子丹《读书》2006年第10期
明星
看见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司令空缺）马科斯的照片，自然联想起另一个人物切·格瓦拉。切的英俊面孔和挺拔身躯，在他死后的四十年间，以一个偶像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被顶礼膜拜，有时候甚至超出了他的精神所在。切的脸和身体成为符号，作为现代革命明星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中，这是不可更改也不能重复的。副司令马科斯要成为切·格瓦拉之后的另一个世界革命明星，需要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他不能放弃做一个明星。后现代时期是明星的天下，一切民众的狂热都离不开明星效应，从世界杯、好莱坞、股票交易到萨帕塔都是如此。副司令马科斯显然深谙此道，他的文字说明了这一点：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马科斯，那么这个新的副司令是否英俊？因为最近他们派给我几个实在丑陋的家伙，害得我的女性笔友深感幻灭。并在署名之后自我调侃地描绘：副司令以骷髅卖弄风情的姿势重整他的滑雪帽。
黑色滑雪帽是副司令马科斯的无面之面庞。切·格瓦拉的英俊有目共睹，副司令的英俊存在于从众的幻想里，更加无与伦比。十数年来，副司令面对敌手的威逼、盟友的恳求、拥趸的欢呼，从来没有揭开过蒙面的滑雪帽，以放弃他本人作为明星出场的所有机会为代价，造就了切之后最具个人魅力的“非我”明星。
较之切·格瓦拉，副司令更自觉地运用了身体的甚至是性感身体的魅力，较之传统意义上的革命领袖，副司令似乎在努力昭彰他反领袖的做派。没有高屋建瓴的深刻，没有正襟危坐的宏论，也没有痛心疾首的呼告，在他那些云山雾罩神乎其神的文稿里，这一切变成了寓言、戏说和故事。根据有关副司令经历的传奇记载，这原本并不是他成竹在胸的刻意包装，而是碰壁后无奈中的顺势而为。当他从城市来到山区的原住民中间，也曾经模仿着传统革命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而回应他的是一片黯然的眼睛和沉默的嘴。是他的悟性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他，他选择了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非我”明星，通过他的声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意愿在言说。他用尽可能文学化的语言完成他的训示，不排斥诗情不忌讳亵渎，有意无意使自己成了包括性幻想在内的各种幻想的虚拟载体。不期然，这看似削弱了他个人影响力的做法，反而使他声名远扬，
副司令的身体由此符号化了，以一个浪漫英雄的扮相，扮演着后现代版的蒙面大侠佐罗。符号化是不朽的前提，哪怕在很久以后某一天，马科斯的真身肉体回归了大地，他的滑雪帽和烟斗，以及帽子下时隐时现的黑眼睛，将一直存留在萨帕塔甚至是世界革命的史册，跟四十年来的切·格瓦拉一样，至少有希望跟切一样。
文化
能否粗略地说，文化就是记忆，属于公众的集体记忆？一个外来者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另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将遭遇抵抗。当初来乍到的马科斯，对原住民说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黯然和沉默就是文化的抵抗。即使他真心诚意想帮助他们，得到的回应还是沉默，只能是沉默。一个尚处于原始生活边缘的族群，显然无法对自己记忆中的空白做出反应。资本阶级、无产者和工人，跟他们并无瓜葛。他们牢记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他们烂熟于心的语言，他们无师自通的绘画和歌舞。这一切组成他们民族的记忆东西，给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身份识别标志，也是他们的族群得以延续的依据和保持尊严的理由。马科斯的尴尬在于他闯入了记忆的空白。挽回这种颓势的办法，只有融进他想介入的文化，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和语言发出他们想要发出的声音。他这样做了，所以成功了，于是他领导的革命，按照玛雅人的路径，进入了神话和魔幻，成了现在这样前无古人的模样。
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衰退，文化则会随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