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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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总不能什么也不干。　
　　至少，大家（这大家都包括谁？说实话，我也不大清楚，可总得有一个“大家”吧？）再往下做八十年代回忆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多注意一点。比如，编辑部、出版社在找人写八十年代回忆文字的时候，不一定全找那些“成功人士”（这是从王晓明的研究里生发出的一个批评概念，有它特定的含义，这里是“挪用”一下），也不一定要找今天在媒体上总有机会抛头露脸的成名人士（这是我受王晓明启发，自己新杜撰的一个概念。如果读者觉得这概念的意思不够清楚，我可以举一个这种“成名人士”的例子：余秋雨）。我明白，这么做有一定困难，因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找成功人士做访谈、采访、口述，成了一时风气，广受欢迎，不但有卖点，有市场，而且形成一种以成功人士的自述和怀旧为主题的写作形式，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类。这文类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主要成分，其影响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看样子，中国的图书市场难免也得走上这条路。但是，我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点特殊，它应该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而不是伤感，或是光荣的怀旧，所以，如果也被纳入“成功人士自述”模式，就太可惜了。怎么办？我觉得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有意扩大回忆人的范围，特别注意找一些在头上没有成功光圈的人，也许这些人的记忆更有意思。　

　　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作家，名字叫谭甫成，大概在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前后，他和石涛——俩人是哥们儿——就已经写出了相当成熟的后来被批评界叫做“先锋小说”的作品，那比后来的马原、余华、格非们要早得多。要认真追寻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兴起，他们的写作试验绝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他们是先行者。我和冯骥才在一九八三年前后编了一本小说选集《当代短篇小说四十三篇》（这书到一九八五年才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出晚了，可惜），里面就收了谭甫成和石涛的两篇小说《高原》和《河谷地》，可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俩人中的石涛，近年还有人时时提起，因为石涛后来改行做书，编了那本热了好一阵子的书《格调》；可是谭甫成，不要说普通读者，连很多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著述，都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大约是根本不知道罢。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人常常提到那十年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语言的自觉”，在我印象里，谭甫成在写作上是最早的语言自觉者之一，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写小说，是他一点不客气地批评我的小说语言“没有张力”，给我很大的震动，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写作还有“语言张力”这回事，也让我从此加入了语言的自觉者的行列，以致后来还专门做“毛文体”的研究。为这个，我至今感谢谭甫成，他的一席批评，让我终生受益。这么一个人，值得不值得找到他，请他口述当年，写些记忆文字？他的回忆会不会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特别是所谓先锋文学的发展的历史做重要的补充？何况，当年谭甫成还有这样的经历：独身一人，徒步漫游黄河，也就是迈着两条腿沿着黄河到处走，到处看；兜里本来没几块钱，很快花完了，没饭吃，只好要饭，提着一根棍子（防狗），站在老乡家的门口大声喊：“给口馍吃吧！”——这样的经历如果写成回忆文字，会不会比很多成功或成名人士的“痛说革命家史”更有意思？我还想，如果谭甫成能把在八十年代在黄河沿岸所见所闻仔细写下来，这记忆就不限于个人生活的升迁沉浮，记忆的微光就多少照向了社会——比如，照向黄河两岸的农村——或许，可以算做是“另一个八十年代”的某种记忆写作吧？一本曹锦清写的《黄河边上的中国》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思考，其实，八十年代人大多数都经历丰富，据我所知，那时候沿着黄河走过、流浪过的人还有不少，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们对黄河边上的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不就又延伸到八十年代了吗？　
　　　　这里说谭甫成，不过是个例子，没有意思说他是怎么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被埋没了，更没有意思说现在应如何对他实行“抢救”，再经过媒体的打磨，让他重新闪闪发光。实际上，这样被有目的地炮制、包装出来的故事已经太多了，恰恰是今天对八十年代进行回顾、反思的时候应尽量避免的。我这里不过是想强调，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很多可能，这回忆应该尽量开放，不应该事先被任何一种框子框住。我熟悉文学，以文学方面来说，我认为应该进入这记忆写作的人是太多太多了，绝不是占有了“社会知名度”的那些作家才有话说。比如，活跃在八十年代的许许多多的期刊，对那一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是没办法估量的，依我看，那作用远远比那时候任何一个个人都大得多。而编辑这些刊物的编辑们，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批人都很少站在聚光灯底下表演，他们中很多人也根本无意于此，或是压根就没想过聚光灯这回事。可是，我认为恰恰是他们，不但最清楚八十年代的潮起潮落，而且是那时期的风云变幻的幕后设计者和组织者。我个人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很有限，全国那么多编辑部，打过交道的，更有限，可我还是敢说，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有些人可能退休了，有些人还在岗位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找他们并不难，为什么不找他们去问问八十年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找他们去回顾和检讨八十年代？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八十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　

　　我不知道《新京报》这个八十年代口述史专栏还会不会继续办下去？如果还会继续，那我有个建议：以后能不能多找些老编辑来做口述？比如李小林（《收获》）、章仲锷（《当代》、《文学四季》）、傅晓红（《钟山》）、崔道怡、朱伟（《人民文学》）、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谢昌余（《当代文艺探索》）、高莽（《世界文学》）——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我敢保证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活的文学史。如果把眼光转到文学界之外，那有话可说的人就更多了，先不说别的，单《读书》编辑部的编辑们，记忆里就有多少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宝贵历史资料？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要是把它们记录成文，那该为八十年代的回顾和反思提供多少新材料、新话题？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发在《深圳商报》的文章《掀开门帘，走进八十年代后院》的文章，作者狐皮猴看了对八十年代人的访谈文章之后说：“就是他们搅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而且有的影响力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他这话也让我不安，因为这里有误解，我希望《新京报》出版这本口述史不要再引起这样的误解。说某些人，某群人掀动了八十年代什么什么潮，这类说法近来好像多了起来，也许有些人听了很高兴，甚至很得意，可这是神话，是在大部分八十年代人还活得好好的时候，在他们眼皮底下编造神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以被搅动，还被搅动得那么热火，形成一个生气勃勃又乱七八糟的特殊时代（这是孟悦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形容和概括，我觉得用来形容八十年代也不差），参与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论家和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改革家和下岗工人，政治家和庸众——所有这些群体都是搅动那个时代的动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维护了各自的利益。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发展，不应该被简化、被化约，尤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文化精英如何发迹，如何成功的故事。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担心是多余，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简化常常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在这简化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叙事又常常被普遍认可，最后变成了“事实”。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无论宣传还是评价八十年代记忆文字的时候，常出现一个词儿，“领军人物”——谁谁是那个时候在哪个方面起“领军”作用的人物。以我的经历和经验，这不符合事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些人在当时影响比较大，起了一种特别的作用，不过要是把这种影响和作用说成是“领军”，那就把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过于简化了。或许，“领军”这类说法原来不过是一种修辞，一种形容上的方便，可说多了，就很容易被当真，真以为谁谁是“领军人物”，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先不说八十年代如何“乱七八糟”（生气勃勃的乱七八糟），青草池塘处处蛙，大狗小狗一起叫，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带领、指挥或者是领导，就是有人想当指挥，想要“领军”，谁听你的啊？我说一件往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一九八四年底有一个杭州会议，这个会由于和“寻根文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很被文学史家重视，但是我在这里不说这个会，只讲会议之外的一个细节：大概是为了省钱，会议是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里举行，那时候开会条件没有现在好，差远了，不但都是几个人住一个房间，而且，已经十二月了，可房间里没有暖气，很冷，睡前想洗热水澡缓和一下，那是绝不可能。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到黄子平住的房间里去聊天，看见他正在一个热水盆里烫脚，不过在膝上放了一本书，一边让两只脚在热水里互相搓洗，一边低头看书。这引起我的好奇心，问他：“喂，看的什么书？”黄子平头也不抬地回答说：“《管锥编》。”我有些吃惊：“你就这么看《管锥编》？洗脚时候？”黄子平这时候才抬起头，笑笑说：“这书这时候看最合适。”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话立刻引来一屋子的笑声——绝不是子平一个人，那时候人人都非常狂傲，那是一个狂傲的时代，就凭这一点，谁能是领军人物？　

　　自“文革”结束以来，对历史做回顾、反思一直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生活的重要内容，二十多年来，很多理论争论，很多思想冲突，都是围绕着这些回顾和反思进行的，一直没有停过。九十年代以后，社会风气骤变，物质主义像一股暴虐的台风席卷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风过后，山河易色，物非人非。但是对历史做回顾、反思的习惯似乎并没有断掉，就像有一根坚韧的绳索，让许许多多喜欢思想的人都紧紧抓着它，彼此呼应，鱼贯前行。　

　　这样一想，我就越觉得读者手里这本《追寻八十年代》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如果它还有什么缺点，有不尽人意之处，以后再改进就是了。　

　　（《追寻八十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即出）　
　　　　
　　　　　　　　　　　　　　　　　　　　　　　　　　　　　　　　　　　　　　　　　　　　　　　　　　　　　　　　　　　　　　　　　　　　　　　　　　　　　　　　　返回目录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
　　　　　　　　　　　　　　　　　　　　　　　　　　　　　　　　　　　　　　　　　　　　　　　　　　　□旷新年《读书》2006年第11期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一九八九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也有人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二○○五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处境，面对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元素。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