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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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
案”的声援。
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
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 月21 日,济南学、
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
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
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 日,张树元急
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 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
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
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 月3 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
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
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
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
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
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 月23 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
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
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
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
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
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
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
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
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
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
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
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
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
大的反响。
8 月26 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
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 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
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
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 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
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
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
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
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
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 月30 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
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
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
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
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 年6 月
18 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
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
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
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 年9 月15 日出版
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
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 年2 月出版的《曙光》
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 年10 月1 日出版的苏
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
1920 年4 月11 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
长篇小说《复活》,1920 年9 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
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
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 年7 月18 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
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
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
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
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
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
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
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①郑振铎: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
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 年7 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
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
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
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
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 年12 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
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
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
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
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
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
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
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
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
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 年3 月16 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
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
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
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
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
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
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 年2 月4 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
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
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①《瞿
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
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
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
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
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
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
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
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
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
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4 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
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
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
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
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
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
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
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
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
《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
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
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
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
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3— 54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3 卷,第130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 1305 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
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
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
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
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
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
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
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
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
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
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
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
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
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
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
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
④同上书,第5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