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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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
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
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
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
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
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
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②。。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4
月）。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9　月）。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光
明正大、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
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
“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
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
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
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
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①。。　①《中
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
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
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
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
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
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
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
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　年8　月9　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
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
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
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
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　月11　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
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
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
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
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
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
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
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
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
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
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
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
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
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
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


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
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
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
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
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
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
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
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
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
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
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
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

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
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
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
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　月20　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
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
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
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
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
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
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　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
年3　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
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
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
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
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
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
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　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
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
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　年秋冬
到1928　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
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
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
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
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


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
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　年9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
“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
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
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
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
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

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
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
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
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
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
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
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
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
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
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　年11　月1　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
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
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
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
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
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
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
11　月9　日至10　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
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
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
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
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
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
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
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
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
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
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
主义政策，等等。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
克》第5　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
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
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
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


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
策和口号（如11　月15　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
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
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
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
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