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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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象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闪烁,给屋中抹上了一种朦胧的美妙的气氛。瞿
秋白这时总是给她们谈文坛的轶事,他谈锋很健,又常带幽默。他谈沈雁冰
和郑振铎,也谈徐志摩和郁达夫,而对她们两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新鲜的。
丁玲后来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的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
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
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和要点,只觉得他的不
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
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 年第2 期。
1 月20 日,瞿秋白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时刻想念远
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
诗。
1924 年1 月12 日: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
“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
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愔愔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
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
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
啊!
“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是把她视
同宝贵的心,爱的极深。
2 月16 日: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
——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
知道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
有。。
2 月28 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
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人非木石,都有相近的七情六欲,其中包括夫妻情和同志爱。爱情生
活中,有欢乐,也会有痛苦。新婚之恋,分离之苦,谁也难免。年轻而多情
的瞿秋白在新婚后远别爱人之际,写下这些炽烈如火的爱的文字,是十分正
常和健康的感情。
他不仅珍惜自身的爱,而且憧憬人类社会的爱: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
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①①致王剑虹信,1924 年1 月13 日。
他不仅憧憬着人类社会的爱,而且要以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这爱的实现,
这全新世界的早日到来。他在给王剑虹信中所附的一首诗,写道: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年轻的革命家,满怀豪情地呼唤着光明的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
一只直射云天的青燕,衔碧铺绿,让大地充满生机,把春天带给人间,使古
老的中华回春再造。这首小诗,象征着青春,热烈,追求,信心,可以看作
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击退右派反共逆流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
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推行新三民主义,
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十一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
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
由、马素、江伟藩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
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
和反对。从1924 年3 月到6 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
孙镜亚、朱和中、孙科、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
产党。6 月18 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
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
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①弹劾书攻击说:“中国共
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
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
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其违反纪律之处,尤为严重,关系巨大,不
敢忽视”②。弹劾书提出的所谓证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三个文
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
兹将弹劾书所列三个文件照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摘录③“工人阶级尚未
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
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
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
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
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
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
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
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
列强所愚。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
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目前的政治斗争,自然只是国
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
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
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要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
量加入我们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
必要。”①《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甲)呈总理文》。
②《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③1923 年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摘
录:①①1923 年8 月2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
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提
出本团尤须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行动(如示威及政
治罢工等)”。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
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
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
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①①载团刊第7 号(1924 年4 月
11 日),1924 年2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
与〔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
不能收良好之效果。
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
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
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
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
(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
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
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
停止。”
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
党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
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
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以
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
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
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
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
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
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
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
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
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
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
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
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
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
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
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
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
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
《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
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
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
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
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
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
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
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
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
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
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
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
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
《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
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 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
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 年8 月4 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
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 月25 日,国民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