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_周恩来-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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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仍有可议之处。
周恩来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首先是再天津响应〃五四〃，发动学生游行示威，向直隶公署抗议，结果二十四人被逮捕。周恩来关押了近半年，判刑后获释。虽然出狱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天津的学生运动却也日趋渐微，最后无疾而终。几位主要的学生领袖后来也都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包括他的第一位恋人、同去欧洲求学的张若名。在欧洲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冲进广东会馆痛打和赶走不务正业的广东学生，到中国驻法国使馆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召开〃捐款大会〃等等。最有名、惊动最广的当然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此次事件以法国当局逮捕闹事学生一百余人，多数遣返中国而告终，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一次行动。当然，如果以〃目的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它培养了一批中共的骨干分子，在日后的政治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而就行动本身而言，失败就是失败。周恩来还组织过工人运动，以总指挥身份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的控制权，但很快就被他的老上级、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刀兵相向，工人纠察队全部被缴械，大批知识分子被杀头，周自己也差点在游行队伍中遭流弹打死。此次失败，责任当然在国民党一方，但作为工人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没能事先查明蒋介石的动向，将引起冲突、摩擦的可能性及损失减少到最小，也是事实。
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
南昌暴动是周恩来的杰作，意义非常重大：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不再做〃姨太太〃、〃不再做妓女〃了。意义虽重大，牺牲却更大。好容易拉起的第一支中共的部队被打作鸟兽散，他自己也落荒而逃。
他在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却不能对付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右倾或左倾路线，不能把握时机掌控大局，而总被时势推着走，致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共历史上领导人更迭最频繁、权利一次次落入素质更差的人手中的黑暗年代。
他建立了一套党的地下活动系统，指挥一支特别的行动队，执行党内纪律，却闹得满城风雨。党的核心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相继被捕叛变，其中顾还是周恩来的直接下级，叛变后周将顾全家老少杀个精光。接着参加暗杀行动的人也被捕，带人挖出顾家亲人的尸骨，成了轰动上海的大新闻。周赴江西中央苏区后，康生接手了这项工作，此人后来在中共阵营内劣迹斑斑。周的识人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内部，周恩来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相当于中将衔。此时许多后来的中共元帅、大将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抗战期间，他任政治部副部长，正式拥有中将军衔，后来又升为上将衔。而在事实上，却从未独立地指挥打过一次战役。只有在江西苏区反第四次〃大围剿〃，同朱德一道指挥红军，按照已遭排斥的毛泽东的打法，取得了胜利。此后便是一塌糊涂。长征途中，他是主要决策者，仅湘江一役红军便损失过半，博古、李德固然罪不容赦，周恩来的责任亦不可推卸。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指为周的助手，如周果有军事才能，亦不至于半途心甘情愿地反做了毛泽东的助手。此后周恩来再没有直接带过军队，虽然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确是挂名而已。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终身效忠的最主要原因：我不行，他行！
真正的强项在于外交
周恩来真正的强项是外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即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将外长一职卸交给陈毅。此后，他仍关切过问外交事务，频繁出国访问，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友人、团体，一直到恶疾缠身，还在病房与来访者见面。其外交生涯，几乎与总理的任期相当。如果算上中共建政前，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会议，与国民党方面的长期谈判，充当中共驻守国统区的首席代表，那么其实际〃外交〃生涯则更为漫长。
他的确具有极好的外交人员的素质，除了仪表、风度和口才，他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谦逊好学的精神，平易待人的品格，为他和中共、〃新中国〃政权赢得了尊重、信誉、同情以众多的朋友。外国领导人，最佩服周恩来的也就是他的外交才干。他本人也非常看重外交。外交成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内政的损失。如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政治，经济一团糟，而这时恰恰是中国在世界上开始真正发挥影响力，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击败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并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可能预示和产生重大的后果。
但是本章要分析的，正是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发生的严重失策。
首先是中美关系。人们大都只记得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谈判，迎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打开了封锁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却忘了这扇大门，当初正是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自己关上的，其中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美关系是一种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一方，有代表政府的国民党，也有代表反对力量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有蒋介石、宋氏家族的〃亲美派〃，也有汪精卫、何应钦的〃亲日派〃，还有一部分非主流的〃亲俄派〃。在美国一方，也有政府、国会、民间和舆论的区别，绝不能一概而论。中美政府之间的合作，从蒋介石清党、排斥苏俄势力开始，到抗战期间达到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美关系之亲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赢得美国代表的好感和同情
此时，大本营设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引起主要是美国的西方国家关注。从美国社会政治的多元结构而言，这是十分正常的。大批美国记者涌入延安采访报导，在西方世界造成轰动，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府内、外交和军界，有一批同情甚至赞赏共产党的人士，愿意同延安保持接触，促进了解和友好关系，这在外交资源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垄断的情况下，非常难得和珍贵。毛泽东曾提出访问美国，虽然不了了之，中共方面对美国的亲善态度已经表明。
抗战胜利后，美国方面的出面调停，国共之间一触即发的争夺胜利果实之战被延缓了。重庆谈判，从中穿针引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身份不得不屈服于国府的利益，倒也还算公正。他发现〃清官难断家务事〃，只好一走了之。接着是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主持国共双方调停、谈判。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代表，与马歇尔〃共事〃时间较长，关系也很好。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回忆，周恩来充份施展了他的演员才能，必要时痛哭流涕，装成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以争取马歇尔的同情，而马歇尔果然天真地上了他的当，把好果子都给了共产党吃了。
此说显然过份，好果子自然还是国民党吃的多。大批国军的全副美式装备，派运输机和军舰将国军送往东北及其他各接受地，等等。但共产党一方却占了〃人和〃。国民党接受大员的贪污劣迹，兼之穷兵黩武，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信誉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此种〃烂透了〃的形像极大地动摇了美国政府的信心。蒋介石在抗战中建立的崇高声望迅速滑坡，许多美国人士开始怀疑是否〃看错了人〃，是否应该转而去支持共产党。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使其成为〃南斯拉夫第二〃。随着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美国方面的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宋美龄赴美求援，遭到极不客气的冷遇。虽然美国官方表面上还站在中国官方一边，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官官相护〃原则，实际上却大有文章可作。
〃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远迁广州，一些外国驻华使馆跟随同迁，其中包括苏联使馆。别有深意的是，美国大使馆却稳坐南京，仿佛在等候盼望多时的共产党到来。此时，是共产党方面打开美国政府的心结，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已迁入北京（北平）城，忙着扫平全国的剩余战场，联系各界人士，酝酿缔造一个〃新中国〃，却〃忘了〃怎样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与合作。按说毛泽东有意或无意中〃忘了〃此事还情有可原，他是〃人民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不免忙于内而疏于外。作为有过在东洋、西欧及苏联长期生活经历，曾与美国官方及军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马歇尔赞誉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内定为新政权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忘了〃此事就说不过去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政府准备向共产党政府提供四十亿美圆贷款，以示友好。共产党方面迟迟不做反映，相反还流露出相当强烈的敌意，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司徒雷登这才在八月二日离开被解放军占领了三个多月的南京，静悄悄地回国。毛泽东赶在他身后又接连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流的檄文，公开嘲笑、批判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这种缺乏国际观点、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显然是幼稚的。周恩来既然极具外交才干，为什么不提请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最符合新政权利益的、积极沟通，化失望为友的对策？当时的毛泽东，还远没有走到后来那样独裁、霸道的地步，颇有开国明君之风，在对外事务上也依仗周恩来诸多，周进一言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相当大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在乎海外还有一个曾支持过自己的敌手的美国，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地投向苏联
接着，〃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苏联集团，明摆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敌，摆出一副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心怀戒备、〃管你怎么看我〃的姿态，人为地划上一道与世隔绝的篱障，重新把中国带进闭关自守的年代。〃一边倒〃地投靠苏联，另一个恶果，是将对苏关系中为本国争取最大权益的筹码几乎丧失殆尽。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十几年以后，吃了〃兄弟党和国家〃不少大亏，才逐渐明白过来：要利用美国这张牌，来打苏联。也就是〃老祖宗〃说的，〃以夷制夷〃。
对苏关系，是中共新政权外交的重点，或叫〃中心〃。这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党性质、意识形态、历史渊源，都与苏俄有着血亲关系。苏联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的国家。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建交。中共把苏联称为〃老大哥〃，常说要〃饮水思源〃，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式的道路走得通走不通，历史已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只谈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新政权建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请教〃建国大计〃。建政才两个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就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一面参加斯大林的七十大寿的庆典，一面想讨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猜不懂毛泽东的哑谜，毛只好赶紧从国内召来周恩来，与苏方反复谈判、协商，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笔贷款。可见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新中国依赖苏联支持的态度。中国派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是王稼祥，一年后又改派张闻天，这两位都是中共高层的留苏派人士，都在长征中支持毛泽东策动〃担架上的政变〃，王曾与毛、周同为长征〃三人团〃成员，张更担任中共总书记达八年之久。派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出任驻苏大使，其意显而易见。
跟苏联老大哥闹崩
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这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所必须的。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亦十分沉重：放弃交好美国的可能，在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