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班德瑞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康有为纯粹是个江湖骗子，但这并没能阻止濮兰德肆意利用康有为那些满世界散布的、由谣言和虚构混合而成的所谓新闻，不过这些倒是和濮兰德的种族主义及政治偏见严丝合缝、浑然天成。他把康有为告诉他的那些东西拿过来，再混合进他自己极端错误的的假想，然后将下面这样的新闻电讯发给了《泰晤士报》：
他告诉我，他是遵从皇上的一封密谕才离开北京的，密谕中，皇上对他所处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进一步声称，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应归咎于满洲集团所采取的行动，这一集团是由太后和荣禄所领导的，包括所有的高级满族官员，这些人被皇上的亲于维新派所激怒了，决定让太后恢复听政。“后党”里的那些人，是凭着与俄国之间的这样一种默契才被绑到了一起，那就是：俄国考虑到对自身利益的支持，会承诺保护满洲里作为大清王朝的根基以及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眼下的这场运动完全是满洲人发动的……如今，李鸿章对荣禄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并且很可能趋向于逐步减少。
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很愿意洗耳恭听的那种东西，在19世纪的一多半时间里，他们都在为俄国的领土扩张而焦虑不安。但濮兰德照例混淆了他笔下的那些演员，相信慈禧、荣禄和铁帽子们也会玩那些只有李鸿章才玩得转的魔术戏法。
濮兰德继续写道：“康有为极力主张：英国应该借机出面干涉，恢复皇上的权位。……他还评论道：除非给此次政变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否则从今往后，要想让本土官员维护大英帝国德利益，将是不可能的。”
9月27日，康有为乘坐的轮船在鄂司克号军舰的陪伴下，起锚前往香港。康有为此次航程的旅伴中，有一位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亨利·科伯恩，他取道香港回英国。在从上海到香港的途中，他长时间地会晤过康有为，像白利南总领事一样，对康野狐或者他对朝廷的看法，也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断定：作为一个信息来源，康有为毫无价值，唯一值得给他的东西，就是奚落。不幸的是，科伯恩的观点被英国外交部扣下了。关于慈禧和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科伯恩向窦纳乐挖苦地报告道：康有为抛出了隐晦模糊而又遮遮掩掩的线索：“这个姓李的人和太后之间，有着比让离婚法院认为满意的那种关系更为亲密的关系。”
在慈禧恢复听政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地发布皇帝之死的消息。有些报纸甚至说，10月1日恭亲王的一位孙子继承了皇位。《纽约时报》则将一大堆赞美之词堆到这个被称作“滢贝勒”3的年轻人的头上，说他“漂亮、聪明……明显亲善洋人。”报纸上说，见过这位滢贝勒的英国人“断言：他将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也是个傀儡。”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傀儡”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客气的墓志铭。而那位满怀希望的改革家，最近倒是成了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宠儿。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9月29日早晨，康有为乘坐的巴拉瑞号抵达香港，殖民地华人阔买办何东4（也就是后来的罗伯特·何东爵士）前来迎候，陪同他一起来的有殖民地行政官、少将威尔逊·布莱克爵士以及警长梅含理爵士5，全都眼巴巴地就等着瞧一瞧这个怪人。
多亏了英国人的先见之明，康有为的妻子、小妾和女儿都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他们全都能够顺利地逃到澳门，再从那儿去香港，他的母亲被秘密地直接带到了香港，而他弟弟的未亡人和女儿则在三天之后抵达。这的确有些异乎寻常，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英国人对此事的介入，比此前公认的要深得多。当官府发现康有为一家全都逃之夭夭后，便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全都藉没了。康野狐抱怨：就连那些疏远的亲戚也被连累，“时风声传播，奸人生心，亲戚多被掳挟者。”6
即便是当下的英雄，也会成为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华人，康有为给英国政府制造了一个颇为尴尬的难题。总不能想象，可以把他冷藏在政府大楼或他自己的家里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商何东被牵扯进来的缘故。何老板慷慨地安排康有为搬到他的公馆，还给了他们几千块大洋的零花钱。另一些有钱的华人对这笔资金也有贡献。康有为的“戏剧性逃亡”，以及他和“遇害”的皇上之间那种想当然的友谊，让他一夜成名。他受到了“皇家殖民地”的最有实力的华人大亨的隆重招待。
尽管英国人对他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热情周到，对他的每一个家庭细节都关怀备至，但康有为还是急切地盼望开路，继续流亡。他将日本人视为自己真正的同盟者。他已经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官接触过，领事官电告东京，说康有为希望定居日本。到了10月9日，他收到了独腿外相大隈重信7的正式邀请，并确保中国驻东京的外交机构不会找他的麻烦。
好家伙，他所到之处都受到西方人的欢呼喝彩，他们将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康有为对他的英国东道主的报答，就是让自己任由新闻记者摆布。他把自己的首次长时间的单独会见给了《华字日报》。他的保护人兼东道主何东，仅仅被视为“一位知名的买办”，担任英文翻译。康有为解释说：得到自己的兄弟被杀的消息和皇上被害的谣传，他感到非常难过。在清理了一会儿喉咙之后，康有为“感谢英国人民为他提供的这些保护，也感谢他们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以及皇帝的解放所给予的关注。”然后，他就发起了对慈禧的恶毒攻击：
自从皇帝开始表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以来，太后就一直阴谋废黜他。她经常和他一起玩牌，还让他喝烈性酒，为的是阻止他参与国事。最近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皇上实际上成了一个装饰品，这是违背其本意的。
你们都知道，太后没受过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愿意给予皇帝任何管理国事的实权。在1887年，朝廷决定拨出3；000万两白银，用于创建一支水师……太后却将余下的钱用来修（颐和园）……
她从来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接近她的宫廷太监和国家大臣。
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熟悉内情的权威，康有为开始转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宫里有个假太监，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权。这个假太监的名字叫李莲英。是直隶本地人。如果不预先向他行贿，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所有总督都是通过向这个人行贿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鸿章也没法跟他比。”（这到暗示了一个事实：在北京，任何一个比李鸿章总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康有为的听众根本没有条件去核实他的信口雌黄。）
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威，康有为声称：他亲自见过慈禧。“她中等身高，举止威严，多少有点鲁莽急躁。暗黄色的皮肤，长长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还算聪明，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经见过太后，哪怕是一次朝会。就连罗伯特·赫德爵士也从未见过她。光绪在紫禁城里短暂地召见康有为的那会儿，太后还在颐和园呢。
对于这第一次重要会见的回应，让康有为甚觉高兴，他分别给北京的西方公使写信，力劝他们解救皇上。在他写给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的内容大同小异的信中，康有为把慈禧称作“伪太后”、“淫荡、堕落的宫妃”、“篡国杀人的窃贼”、“放荡、贪婪的老妇”以及“黎民百姓的灾祸”。这是头一回有人发表这样恶毒的诽谤，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上，它标识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从1898年开始，事实将被抹黑宣传所取代。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康有为开列了许多关于慈禧生活的诽谤性的材料，这些都是根据他从名士们的酒会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自由改编的。“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到此时为止，慈禧本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没有废黜光绪，也没有篡夺皇位。）
康有为提醒外国公使们：“伪太后守旧、无知、暴虐、放荡。她毒死了我们的太后（慈安），也就是咸丰皇帝的正宫，还有我们的同治皇后（阿鲁特），结果，同治皇帝也悲愤而死。”（慈安之死发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时间让种种关于下毒的谣言得到充分的传播，但记录在案的指控这还是头一回。康有为还歪曲了阿鲁特之死，声称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后悲愤而死的，而事实上他却死于阿鲁特之前。很明显，他对慈禧当时也曾中毒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今，”他继续写道，“她串通了那么一两位奸臣，幽禁了我们的皇上，密谋篡夺他的皇位，却谎称她这是在‘训政’。……我国所有有识之士，都被这个爱管闲事的宫妃将要软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宫殿，以放纵自己的淫欲。她对国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无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 逃亡第68节 逃亡（3）
这全是胡说八道，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即使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对于朝廷的内部运作，对于紫禁城的真实生活，对于大清王朝真正的历史，对于自1861年两宫皇太后听政以来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衰落，也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在各国公使馆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宫里原来有两位皇太后。
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去看过宫崎滔天8，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博士，是天佑侠团名义上的负责人。康有为也知道宫崎跟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关系，但并没有领会到他真正的死对头是端郡王。康有为请求他帮忙除掉慈禧。他告诉宫崎“太后是中国维新的唯一障碍，并表示希望能雇几个日本浪人来除掉他。”而宫崎觉得，这是康有为某个热心的年轻追随者所应该操心的事，不关日本人什么事。第二天，一个被康有为挑选来承担暗杀任务的、紧张兮兮的年轻人，找到宫崎寻求帮助，并作了一个眼泪汪汪的告别。
在接下来的8年多时间里，康有为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太后的暗杀阴谋。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杀太后的朋友，最后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于那笔用来完成使命的预算被他挥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则被抓起来处死了。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不曾饶恕他的诽谤和暗杀密谋。光绪皇帝，非但没有在满洲地牢里饱受折磨，反而发布了一系列声讨康有为的谕旨，这些谕旨自己会说话。
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老太后对康有为的事大为光火——这倒没什么可惊讶的，值得惊讶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采访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话竟然被发表，并在国际上造成了损害。”
窦纳乐爵士和北京的其他欧洲公使深受他们所说的“上海传闻”的影响，这一传闻说的是：皇帝真的可能成了一个囚犯，甚或正在遭受肉体的折磨。因为急着要让自己宽心，使馆方面便充分利用了光绪9月25日所发布的一篇上谕。这篇上谕说，他长期以来健康状况不佳，已经对太医们的治疗丧失了信心：“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9使馆方面于是设想他还活着，全都竭力鼓动中国政府让洋医生来给光绪看病。其意图倒也清楚得很：只有通过这样的医学检查，才能澄清谣言汹汹的恶浊空气，恢复大英帝国和国际社会对满清政权的信心。作为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医生，莫理循千方百计要让这份差事派到自己的头上，那将是一条无与伦比的独家新闻。他声称自己是眼下在北京的资深医学博士，但窦纳乐爵士拒绝他的请求，说莫理循不适合担当此任，因为他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另一位私人医生柯万博士也被拒绝了，因为他是康有为和李提摩太的朋友。窦纳乐爵士最后决定让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多德福上场，因为他是眼下属于外交使团的唯一一名医学人员（英国使馆的医生正在休假）。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医生在庆亲王和一位来自意大利使馆的翻译的陪同下，看视了光绪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