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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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位王之心，几十天前还以家计消乏为辞，不肯助饷，最后才勉强出了1万两。　　　　
　　　　太监曹化淳交出了白银5万两。　　　　
　　　　最后由太监交出的金银数，竟与勋戚们所交出的一样多，而比文武百官吐出的整整多出了一倍。　　　　
　　　　与此同时，农民军还把矛头直指富商大贾，效果居然也很不错。　　　　
　　　　李自成在短短十几天内，竟得了7千万两白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大批满腹经纶、满口仁义道德的既得利益者，在朝廷生死存亡之际，竟然不肯依其财力，支撑大局，到头来竟落得了如此的结局。他们似乎弄不清最简单的道理，即他们的特权地位及随之而来的财富，都是由这个朝廷及其制度所赋予的，一旦没有了这一前提，哪里还保得住特权、财富，甚至是自己起码的尊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自成进城后他们的结局，应该是预先可以估计到的。　　　　
　　　　在这一点上，身居九尊之位的崇祯帝竟也是如此。　　　　
　　　　据说李自成入城之后，搜括各库存银竟多达3千多万两，金数千万两。而作为天下财赋之枢的户部，仅有外解银约40万两、捐助银20万两而已。两者相较，不啻天壤。尽管有人对各库存银数提出怀疑，认为不会有如此之多，但城破之时各库仍有巨额存银之事，则不容怀疑。而崇祯帝却藏之不出，口口声声说缺粮少饷，今日加派，明日搜括，真不知是何道理？这些银两不仅未被用于战事，挽救危局，反而最终落入了李自成之手。　　　　
　　　　崇祯帝当然是看不到这幕了。四月初三日，他与周后的遗体被匆匆塞入田贵妃之墓，草草安葬了。　　　　
　　　　当李自成在北京城中正忙着追赃、登基时，山海关却出了问题。由于吴三桂的降清，天下局势顿时大变！　　　　
　　　　强大的清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势如破竹，几成摧枯拉朽之势。　　　　
　　　　李自成匆匆退回北京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草草登基。仪式刚结束，李自成便下令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全线撤退。　　　　
　　　　清兵获知后，一面追击农民军，一面进占北京。当时北京城中纷纷传言吴三桂已夺回太子，纷纷准备迎接。　　　　
　　　　五月初三日，聚集东郊的官员却突然发现蜂拥而来的并不是吴三桂部，而是满洲八骑。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部傲然占领了北京。　　　　
　　　　此年的九月，顺治皇帝由沈阳到达了北京，并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即位典礼。　　　　
　　　　在不到半年之间，北京由大明而易手大顺，最终却成了大清的京师。　　　　
　　　　大清的军队也在各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西线，清兵猛击李自成部，迫使李自成向陕西节节败退，并于次年（顺治二年，1645）的正月占领了西安。　　　　
　　　　在占领西安后，多铎移师攻击江南，矛头直指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朝。至五月十五日，多铎兵不血刃，占领南京，收编了弘光朝的军队。不久，俘获福王。闰六月，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淓降。　　　　
　　　　另一支清兵在阿济格的率领下，追击李自成部。在顺治二年（1645）的三至四月，清兵与李自成部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境内连战8次，李自成部皆败。至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被杀。李自成部大伤元气。　　　　
　　　　至顺治三年（1646），东线的清军连败浙江的鲁王、福建的隆武、广东的绍武3个残明政权。而西线的清兵也成功地攻入四川，击杀了张献忠。　　　　
　　　　尽管西南还残存着一个永历朝，东南尚有一位国姓爷，此外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残部仍在坚持抵抗，但大局已是尘埃落定，明清鼎革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大明朝从此也就成为了历史。　　　　
　　　　


后记后记

　　　　我对晚明史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后期。此前，有些西方史学家试图把明末中国与17世纪欧洲经历的所谓“普遍危机”联系起来。他们套用17世纪以西班牙塞维尔（Seville）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因西属美洲白银输入的大幅度减少而首次出现衰退，并造成欧洲各国政治、社会的严重不稳定这一历史模式，来论证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同样也因美洲白银输入的减少而经历了经济衰退，由此出现了政治、社会的一系列动荡，并导致了明王朝的最后灭亡。我当时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于是便与当时来华进修的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倪来恩（Brian　Molougheney）先生进行合作研究，撰写了《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关于明末外国白银的输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检讨》＇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一文，并用中英文在国内外发表。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正是中国输入外国白银的顶峰时期，因此，明清鼎革的原因，决不像17世纪欧洲的“普遍危机”那样简单，更不能把二者等同。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学术反响，其中也不乏批评者。如著名学者贡德·弗兰＇Andre　Gunder　Frank＇在其新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就对我们的保守看法提出了批评。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导致明代灭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又以本土因素为主。　　　　
　　　　那么，为什么有些外国学者会把明朝的灭亡与美洲白银以及17世纪欧洲的“普遍危机”联系起来呢？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晚明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后果问题。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得到了中外学界的普遍肯定。也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白银作为当时的主要货币，其需求量激增，而国内的白银产量又无法满足，所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口美洲、日本的白银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大规模的白银进口，也就是引起某些西方学者不断联想的依据。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这种白银进口看作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会发现一个有趣同时也是矛盾的现象，即明朝的灭亡，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似乎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依照经典著作的理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更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按照常理，朝廷和民众应该从这种增长中获益。但晚明的情形却并不是如此，甚至是相反。现在看来，明中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后果，大概不能与欧洲的历史经验作简单的类比。从其后果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朝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创造的经济成果，不仅没有被合理地分配、共享，反而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冲突。面对这些冲突，朝廷上下几乎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朝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明朝崩溃的原因之一，似乎不合常理，但事实却极有可能就是如此。类似的矛盾现象，在晚明也绝非就此一例。这种特性，使得学术界不仅在如何总体评价晚明社会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至今尚未有定论，而且即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分歧极大。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史实，仅是一家之说，绝非定论，但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无法在撰写时列出那些不同观点。同时，本书的篇幅虽有洋洋30余万言，但仍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罗列而不遗丝毫，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能做到。因此，本书紧扣晚明史中的几个主题，侧重晚明史中的若干主线，力求全面详细地勾勒出晚明历史画卷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围绕着晚明的两大忧患即外患和内乱来展开叙述。　　　　
　　　　依原来的设想，本书应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来描绘大明帝国衰亡过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学读物。换句话说，本书应是一本由专业工作者撰写的却又要让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同时又要喜欢读下去的作品。到具体写作后，方知这对专业工作者而言，也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专业人员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所谓专业化的写作风格——其最大的特点似乎就是让非专业的读者既读不懂同时也没有兴趣去读，而且这种文风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二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确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把它们讲析到一看就明白的程度，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虽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多年以来养成的“八股”文风仍在时时作祟，并也肯定会在本书中的不少具体内容上有所体现。正因为这点，我很担心本书的写作手法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专业工作者认为已经走得太远，而读者却仍觉得没有放开。不过，我始终认为在今天这样的大氛围下，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些尝试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迫切的。史学普及也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之一，如果做得好，不仅不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反而会赋予学术研究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史学而言，人人都会讲历史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人人或绝大部分人都不读历史，则又是另一种甚至是更大的悲剧。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其首要条件是具有真实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历史研究追求的永恒目标。要描述“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则首先要依据真实的历史材料，而非其他。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史》、《崇祯长编》、《国榷》等正统史书，以及像《明纪北略》之类的笔记。另外，本书也参考了大量已有的明史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晚明民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张德信和谭天星《崇祯皇帝大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无法在正文中一一详细注出，在此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本书初版于1998年1月。此次重印，仅改正了书中的几处舛误，其他内容基本未动。　　　　　
　　　　特此说明。　　　　
　　　　　　　　　　　　　　　　　　　　　　　　　　　　　　　　　　　　　　　　　　　　　　　　　　　　　　　　　　　　　　　　　　　　　　　　　　　　　　　　　　　　　　夏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