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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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并把太子托付给他。不过，这道谕旨被送到内阁时，内阁已无人在，不久便被农民军缴获。　　　　
　　　　崇祯帝最后是如何走上煤山的，死前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已无法弄清。因为当时惟一在他身边的提督太监王承恩，也随他一起自杀了。　　　　
　　　　实际上，在崇祯帝的遗体被发现之前，包括农民军在内，都不知他是死是活。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进占内城。此日中午，李自成在群臣的前护后拥下，由德胜门进城。至承天门下，李自成挽弓搭箭，射向写着“奉天承运”的门匾。可惜未能射个正着，而略有偏差。　　　　
　　　　当李自成一行进宫时，跪迎于门左的太子朱慈烺，伏地不起，李自成命人扶起。不久又搜得永王、定王。李自成安慰他们道：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并把他们送到刘宗敏处。　　　　
　　　　直至二十二日，农民军才于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遗体。其衣袖上写有两行墨书。一行称：“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李自成等这下才放下心来。　　　　
　　　　皇帝已死，太子被擒，京师被占，大明朝至此气数全尽！　　　　
　　　　不过，尽管大明朝已亡，而戏却并未落幕！李自成的大顺朝、福王的弘光朝等，还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作了最后的表演，直到被入关的大清朝依次击溃、收拾。最终的结果是大清朝入主中原，一统江山！　　　　
　　　　从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短一年中，或许更能领略到大明朝的悲哀。　　　　
　　　　


第八章　大崩溃天绝大明

　　　　李自成自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仓促溃退，共历时仅42天。　　　　
　　　　在初进城时，李自成最急于做的事就是找到崇祯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此，他曾下令，凡能献崇祯帝者，赏黄金千两，而隐匿者则诛其全家。没想到两天后却发现崇祯帝早已自缢于煤山，而太子、永王、定王也于此前被擒获，于是李自成便放下了心。　　　　
　　　　李自成接下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处理旧朝留下来的数千文武大臣；一是着手准备登基大事。　　　　
　　　　当李自成攻入京城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德化率内员300人迎至城门外，被令照旧掌印。其他监局掌印太监也都纷纷出降。因此，李自成进城时，最先出迎的倒是这帮太监！　　　　
　　　　若崇祯帝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至于那一帮文武大臣们，开始时却不敢出头，个个潜藏，惟恐不深。他们这样做，倒不一定是出于忠义，而实在是担心祸患临头。李自成在陕西、山西拷掠缙绅的残酷，他们早有所闻。　　　　
　　　　忠臣当然是有的！在李自成攻破京师时，也有不少文武大臣殉国。这也算是大明养士300年的一点善报吧。　　　　
　　　　殉国的勋戚有：宣城伯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乐侯刘文炳、彰城侯杨崇猷、新城侯王国兴，少保驸马巩永固等等。　　　　
　　　　殉国的大臣有：大学士范景文、尚书倪元璐、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右中允刘理顺、右谕德马世奇、户部给事中吴甘来、监察御史陈良谟、翰林院检讨汪伟等数十人。　　　　
　　　　这些勋戚大臣，大多是满门赴死，或上吊、或投井、或自焚，十分惨烈。　　　　
　　　　殉国的太监，除王承恩陪崇祯帝自缢外，尚有李凤翔、张国元、高明等等。　　　　
　　　　那么，除了上述的这些殉国者外，满朝勋贵文武数千人，在城破之后又都在干什么呢？　　　　
　　　　李自成进城之后，便下令勋戚文武各官，于二十一日投职名报到见朝，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隐匿收容，则严惩不贷。　　　　
　　　　至二十一日，上朝者多人，赴长安门投职名者争先恐后，农民军聚其名帖而焚之。当时承天门不开，诸官都坐在露天等候。至中午时分，太监王德化自内而出，身边跟着十几个随从。当他见到兵部尚书张缙彦时，便挖苦道：老先生尚在此啊！明朝事都是你与魏阁老（指魏藻德）坏掉的。张缙彦争辩几句，王德化便命人掌嘴，把张缙彦气得直掉眼泪。　　　　
　　　　这位王德化，在数月之内，竟连侍3朝。先是任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自成进京后，便率先投降，仍被命做掌印太监。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李自成溃退、清兵占领北京后，王德化摇身一变，竟又降了大清，仍做他的掌印太监。　　　　
　　　　此日，文武百官自早上即赴长安门外等候，至日暮才被放出，饿了整整一天。他们一个个缩首低眉，呆若木偶，即使被兵卒百般侮虐，也不敢出声，受尽屈辱。也有刚烈之士，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而自杀身亡的。如庶子掌坊周凤翔在此日回家后，便上吊自杀。但像周凤翔这样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在等着发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能被新朝所用。如大学士魏藻德，当时被关押在刘宗敏宅内的小房中。那位大学士，就对李自成很有些怨言，他扒着窗缝对外面的人说：“如要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于此算是什么？”　　　　　
　　　　但李自成等似乎并没有立即用这些降官。二十一日见朝，被任命的官员并不多，但也没有开杀戒，甚至还相当宽容。如那位负责城防的襄城伯李国桢，被执后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等怒问道：“为何不跪？”　　　　
　　　　李国桢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没有下跪的道理！”　　　　
　　　　李自成等便威吓道：“不跪则把你凌迟处死！”　　　　
　　　　李国桢回嘴：“随你的便！”　　　　
　　　　李自成等又威胁道：“不跪将把你全家凌迟处死！”　　　　
　　　　回答仍是随你的便。但当李自成说到不跪将把全城百姓凌迟处死时，李国桢这才跪下，不过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说道：　　　　
　　　　“我是为全城百姓而跪，并不是向你而跪！”　　　　
　　　　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暂时关押。数天后，他因被追银受刑，实在熬不住，才自杀身亡。　　　　
　　　　不过，也有人说这位襄城伯是在演戏。当时他年仅27岁。原本就是位大言无忌之人，当他总督守城时，虽拥重兵，却不曾有什么调度，而城破之后，竟能不死而被执，此时徒为大言以从贼听，希望能侥幸免死。平心而论，此时能在李自成面前敢如此说话，不管其动机如何，也确实是需要些胆量的。而其夫人也被农民军所掠，据说农民军把她的衣服剥尽，抱放马上，大呼此襄城伯夫人也！勋臣妇人被辱如此者，实在是少见。　　　　
　　　　最早被杀的勋戚，倒是成国公朱纯臣。其原因很简单，即崇祯帝临死前曾写下一纸朱谕，要成国公辅助东宫（太子）。朱谕被农民军缴获后，因此事关系重大，李自成立即收捕了成国公，并于二十二日下令处死，以绝后患。后又复杀其弟等亲属。　　　　
　　　　二十三日，崇祯帝、王承恩的尸体被收殓。开始时用的是普通棺木，后改用朱漆棺殓崇祯帝，并与周后的棺木一起被移入佛寺。　　　　
　　　　同日，刘宗敏、牛金星在午门前选用了一批旧朝文武官员，约100人。　　　　
　　　　二十五日，礼部命随驾各官率耆老上表劝进，开始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　　　　
　　　　当时不少文武大臣在谋求新朝官职，如戊辰科进士则以同科的身份走宋企郊的路子，而河南人则与牛金星、宋献策拉老乡关系，希望能为新朝所用。　　　　
　　　　二十六日，旧朝文武纷纷赴朝投递职名、劝进，希望能被录用。农民军除选用了100余名四品以下官员外，把其余各官登记上册，并以100人为一组，由骑兵8人押赴各营。　　　　
　　　　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是否被新朝录用。被录用者派少，未被录用者派多。标准是中堂10万，部院、京堂、锦衣7到3万，科道、吏部5到3万，翰林3到1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在此以前，刘宗敏早已准备好了5千副夹棍。此类夹棍，十分厉害，夹人无不骨碎。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襄城伯李国桢由刘宗敏追赃，才被夹了两下，便在回房后自杀。　　　　
　　　　崇祯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自称无钱。10余日前崇祯帝要他捐饷时，他起初还不肯捐，后勉强捐出1万。此时在农民军的夹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了50万两银子及价值数十万的珍珠币物。其余的勋戚，也都被一一过堂，敲尽榨干，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大学士陈演，在北京城破之前就被解职，原本有机会走脱，可惜因资产太多，短时内无法处理而滞留于京。此时他也被刘宗敏追赃。据说陈演还未等到用夹棍，就捐4万两白银，刘宗敏很高兴，本打算不再用刑。不料陈演的僮仆检举说其家财远远不止此数。刘宗敏令人搜查，果是如此，大怒之下仍用了重刑。　　　　
　　　　大学士魏藻德或许真不富裕。城破之前，崇祯帝令其捐饷时，他只肯出白银400。此时被刘宗敏追赃，上了夹棍后才承认金银万余计。后虽经一夹再夹，直至脑裂而死，也未再榨出油水。他的儿子也不承认还有余银，结果被杀。　　　　
　　　　在刘宗敏等人的夹棍下，那帮旧朝大臣几乎没有幸免。　　　　
　　　　与此同时，农民军对那些太监也是照夹不误。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之心，在重刑之下，交出白银15万两及许多金银什器缎匹。不过当时都传说他有白银30万两，因此农民军认为他仍有隐瞒，于是再夹，直到被夹死。也就是这位王之心，几十天前还以家计消乏为辞，不肯助饷，最后才勉强出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