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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景山的晚风-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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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见此情形,急忙商讨对策。    
    崇祯八年(1635)八月,朝廷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特赐尚方宝剑,可便宜行事。    
    朝廷还给洪承畴、卢象升的任务作了分工。洪承畴主剿西北,卢象升主剿东南,如遇农民军再入陕西,卢象升则进关合击。同时,朝廷分别任命戴东旻、苗祚士和史可法为河南、湖广、南直隶监军御史。    
    卢象升被推到了督师的位置。在明末这个悲剧时代,此次任命预示着他后来的悲惨结局。    
    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人。天启壬戌科(1622)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得力能干再升大名知府,迁山东副使。崇祯二年(1629),因京师危急,募兵勤王。后金兵退后,再迁天雄兵备。当时正逢农民军由山西进犯河北,卢象升积极备战,虽身负重伤,但仍能多次退敌,立下战功,被农民军称为“卢阎王”,博得声名。崇祯七年(1634),卢象升被任命为郧阳巡抚,调赴湖广。任职期间,卢象升如日中天,声名远扬,并于次年五月被提拔为湖广巡抚。至此,卢象升终于升为五省总督,不久又升为七省总督,与洪承畴一起,成为围剿农民军的两大台柱。    
    当时卢象升手中的兵力,主要是湖广主客兵约2万人。洪承畴在陕西,也是捉襟见肘。崇祯帝为增加兵力,竭尽全力。他先调兵7万,参加围剿,后又增兵2万,而且还从辽东前线抽调精锐之师参战。    
    为了配合剿灭,崇祯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他甚至在此年的十月,破天荒地下了一份“罪己诏”,摆出一些难得的姿态,来收笼民心。    
    崇祯帝这一切,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剿灭农民军,腾出精力来对付关外的后金。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擒杀高迎祥

    面对朝廷的凶狠之势,农民军又是如何应对呢?    
    杀入河南的农民军,到处出击。一部自河南府的嵩县(今嵩县)杀到汝宁府的郏县(今郏县),再进入开封府的禹县(今禹县),围攻密县,后又放弃,撤围而去。进入汝宁府的农民军,围攻信阳州城失利后,又退而南下,攻湖广的孝感、应山。蝎子块的农民军数万人围攻颍州,大败官军于瓦店集,俘虏总兵张全昌。然后挥兵南下,一路杀到湖广境内的蕲、黄地区,经宿松进犯南直隶安庆府境,进攻潜山、太湖。另一支部队则杀入庐州府,犯英山、霍山,进扰舒城。    
    张献忠部似乎留在了河南西部地区。    
    留在陕西的高迎祥、李自成部也东西出击。高迎祥率部西掠,进攻武功、扶风,围扶风城1个月而未下,明援兵至,主动撤出。李自成则东击,攻富平、三原以东。十月,李自成与官军总兵左光先、王世钦和副将曹变蛟大战于高陵。    
    此间,李自成部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给李自成惹下了麻烦。    
    当官军与李自成部在醴泉相持时,李自成手下的得力干将高杰,竟投降了官军。据说,高杰也是米脂人,深得李自成宠信。而李自成妻邢氏则骄武多智,掌军资,负责分支粮仗。不想日久生情,两人私通。至此,高杰担心事情败露,难逃劫运,便挟持邢氏叛降官军,给李自成带来了不少麻烦。    
    高杰之叛,使洪承畴大喜过望。洪承畴亲自追剿李自成,大战于渭南、临潼。李自成屡败之后,向东撤逃。    
    此时高迎祥也受官军压迫,不断东撤,经华阴山中,与李自成会合。然后合力东击,攻破河南卢氏县境内的朱阳关,于十一月份与张献忠等部合营于灵宝。不过,也有人说,李自成根本就没出过陕西。    
    合营诸部随即猛攻阌乡,击败左良玉、祖宽部,进而攻陷陕州,并东击洛阳。    
    河南巡抚陈必谦率左良玉立即增援洛阳。攻城受阻的农民军放弃洛阳,分兵进击。    
    张献忠部南犯汝州府,至嵩山、九阜山,被总兵祖宽击败,死亡千余人。张献忠率部撤走。朝廷称之为“汝西大捷”。    
    高迎祥等则走偃师、巩县,被从汝宁赶来的祖宽大败于白沙、龙门。这支部队便南下汝宁府,围新蔡,攻遂平、确山、光山,最后被总兵祖宽大败于确山。    
    卢象升曾于此年底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描述了闯王高迎祥部的一些情况。他说:    
    “二个月来,奔命于汝、宛、河、洛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但尚不是荡平胜著。必须于崇祯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灭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    
    他接着介绍了闯王高迎祥一部的情况:    
    “闯王之贼大约七万余,妇女约一二万,丁壮约一二万,精骑约三四万。此贼不亚安(安禄山)、史(史思明),朝廷或许还没有详细了解。此前曾在陕西与洪亨老(洪承畴)大战三次。近来入豫,我与他也大战过两次,擒斩死伤逃散约两万人,至今尚存五万,依然是劲敌!”    
    卢象升还点出了他的担忧:    
    “其余五六股贼众,见剿兵渐集,纷纷与闯王合营,势力更大。现在闯王诸部,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十分危急。因此,我正星驰而南。”    
    卢象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等部正向凤阳方向杀去。    
    闯王高迎祥在确山被击败后,有人说他曾一度回到陕西,开年后重新杀出。更有人说李自成根本没有与高迎祥一起杀入河南,而是始终留在陕西。意见很不统一。    
    现在看来,李自成是否与高迎祥一起杀到过河南,确实还有疑问,但高迎祥在崇祯八年(1635)十二月确山之败后,没有重回陕西,而是直杀东部,这大概可以确定。确山之败后,与高迎祥一度合营的老回回、蝎子块曾杀回陕西,被洪承畴部击败于临潼,南入商洛山间。或许是有人把这部分农民军误认为是高迎祥部了。    
    崇祯九年正月,闯王率部从河南汝宁府的固始、光山杀入南直隶境内,攻击庐州城(今合肥),阎雄率边兵急救庐州。农民军转而攻下巢县(今安徽巢县,属庐州府)、含山(今安徽含山,属和州)。    
    接着,农民军冒风雪攻占长江之北的和州(今和县),杀知州黎弘业等。一部分农民军沿江东击,攻打南京之北的江浦(今江苏江浦)。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急派兵防御,农民军退却。闯王、张献忠等7家数十万人则联营攻打滁州。    
    滁州知州刘大巩拼死固守,城防危在旦夕。卢象升闻警后,立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副将李明辅等飞驰滁州城下,与农民军展开激战。最后,农民军被击溃,尸伏无数,滁河水赤流数里。    
    吃了大亏的农民军急速向凤阳、寿州方向撤退。官兵沿路邀击,农民军损失惨重,开始分路向河南境内溃退。    
    卢象升急速追入河南,布置各军围剿,一时河南境内,杀声震天,血肉横飞。农民军最后逃入南阳府的内乡、淅川山中,卢象升奈何不得。至此年三月,闯王等又纷纷杀回陕西。    
    围剿的中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陕西。    
    朝廷起用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出任巡抚后,锐意进攻。其副将罗尚文击杀整齐王于商洛山中。五月,贺人龙又于安定大败李自成部。    
    六月,总兵祖宽等率精锐边兵进入陕西作战。    
    七月,孙传庭、洪承畴率部追击闯王高迎祥于盩屋(今周至),双方展开激战。后因部下叛变,高迎祥被俘,被送往京师,寸磔而死。    
    高迎祥之死,对陕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农民军首领张妙手、蝎子块向朝廷投降。李自成部也在崇祯九年九月在汉中失利后,杀入四川,至崇祯十一年(1638)初才重回陕西。但不久李自成部连遭败绩,于此年八月重新躲入川、陕、湖广3省交界的山区,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冬才突然杀出,进入河南。    
    活跃于河南、湖广、安徽地区的张献忠等部,至崇祯十年底(1637)也遇到了困难。    
    崇祯十二年(1639)初,张献忠在湖北谷城接受朝廷的招抚。射塌天、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过天星、紫微星、一字王等纷纷投降。    
    此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又重新反叛。李自成也于崇祯十三年(1640)冬钻出山区,重新发展,直到最后掀翻明朝。    
    有关李自成、张献忠的详情,将留在后面叙述。这里先说说崇祯帝即位近10年来,大明朝为何弄成这种局面。    
    


第六章 罪己诏空空荡荡的国库(1)

    崇祯八年(1635)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步,即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初三日,崇祯帝移居武英殿,并令文武百官一律于各自官署、内阁大臣一律于朝房住宿,日夜值班。同时下达“罪己诏”。诏云: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    
    对一向自信刚愎的崇祯帝来说,能下这样一个“罪己诏”,真是难上加难之举。假如联想到他即位之初的那种抱负和自负,更可体会到崇祯帝此时的心境。    
    那么,一向被认为是中兴之君的崇祯帝,登基8年后,何以把帝国弄成这种样子呢?    
    这确实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300年多年来,有关的说法实在是太多,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大明帝国至此已是积重难返,没有不亡的道理。    
    前面的叙述,多是刀光剑影,讲的是朝廷与外夷内寇的征战,及被动挨打、屡战屡败的过程。至此,让我们看看崇祯帝统治的大明朝,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这些症结又是如何把大明朝推向深渊的。    
    空空荡荡的国库    
    朝廷的财政状况,是一个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    
    崇祯帝接位时,朝廷的财政已呈崩溃之势。这当然不是崇祯帝的错。其实,早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时,朝廷的财政已很难支撑。幸亏张居正这位理财能手,竭尽全力,才初步扭转了急剧恶化的财政局势。到张居正逝世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尚有不少盈余。也正是有这些盈余,朝廷才经得起万历帝这么多年的折腾。而张居正之后,朝廷的财政局势又重新呈每况愈下之势,至万历后期已很难扭转。    
    至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帝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都已到了崩溃的地步。上上下下都嚷缺钱。    
    那么,大明朝到底有没有穷到这种地步呢?如果确实穷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按理说,明朝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口增多,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规模,都要超过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财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弄到崩溃的地步,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明朝赋税体制的前后变化。    
    明代前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是以本色(如米、布等实物)为主,再辅之以劳役征发。这与朱元璋的立国思想是分不开的。依朱元璋的初衷,大明朝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以农为本当然是大前提。天下的臣民,都立足于土地,男耕女织。朝廷则对天下的土地和户口进行直接而又严密的控制,保证财政行为的连续性。财政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可以说既简单又稳定,那就是土地所有者按税则交纳实物,成年男丁承担大量的徭役。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明代前期,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系,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基本上还能维持。    
    但至明中期开始,这种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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